三星堆的历史价值
你知道吗?其实，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历史，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三星堆的历史价值怎么样，欢迎参阅呀!
三星堆的历史价值怎么样
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以前历史学界认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然后渐渐地传播到全中国。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两个祭祀坑坑出土的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属世界文化遗产范畴。
三星堆遗址依托鸭子河，横跨马牧河，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优越，形成了经东、西、南三面城墙及北侧鸭子河为防御体系的古城。古城由一道外郭城(大城)和若干个内城(小城)组成，古城内外可分作祭祀区、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并有三星堆、月亮湾等重要夯土建筑遗迹，体现出高度繁荣，布局严整的古代王国的都城气象，是不同于中原夏、商都城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古城。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制品、玉石制品以及黄金制品，造型奇特、制作精美，表现出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是极为罕见的人类上古史奇珍，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三星堆遗址所见古蜀国的手工业甚为发达，门类齐全、技术先进。三星堆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填补了中华文明演进序列重要文物的缺环，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中国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有助于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及社会形态演化的进程。
截至2009年，三星堆创造和打破了许多的世界纪录、中国纪录，其中多项纪录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厘米，三簇树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27果九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具推断可能为古神话传说中扶桑树。
三星堆祭祀谁?
有人猜测三星堆祭祀的是中华远古先祖，也有人认为三星堆祭祀的是古蜀人的神，还有人认为祭祀的是大禹，不过这也只是猜测，并没有考古发现官方的证据。
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和面具造型都非常的奇特，硕大的耳廓凸出极长的眼球，这代表了什么呢?要说这是通过原型塑造出来的也不太可能，也许是古蜀国人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着什么。人类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很多方面都不如其他的动物，像视觉听觉嗅觉等，人类一点优势都没有。有一种可能就是，古蜀国人看到和他们心中的神，可以通过某种器物看到和听得更远，那凸出的极长的眼球，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呢。人类不管在什么时候，对于未知事物的认知态度，就是发挥想象力用一种方式给表达出来。古蜀国人见到了很多不能理解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对他们又有太大的冲击力，用祭祀来表达敬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根据文物出土位置复原场景，这是很科学的。然而复原出来的蚕丛并不在主位，并不是受到祭祀的人。这个也很好理解，上古时代并不太祭祀帝王，而是祭天祭地祭神。《山海经》就写到过各山系的山神的祭祀方法，但是并没有写到祭祀国王。而在周朝时代，古代的三皇五帝尧舜禹都作为神来祭祀了。所以，三星堆其实在祭祀蜀国远祖，其实也就是中华远祖。
黄帝是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的儿子名叫昌意，他婆娘是蜀山氏的女儿。蜀山氏女生了高阳，这就是后来的颛顼帝，所以蜀山氏是国丈的身份。通过姻亲，这就把华夏和古蜀联系在一起了。
颛顼进一步把自己的儿孙中的一支封在蜀地，成为侯伯，一直延续到夏商时代。纣王无德，周文王兴兵。周文王死后，蜀地派兵支援周武王。周朝建立，蜀地成为周朝的一部分。西周后期，周王失德，诸侯逐渐离心，蜀地也成立了割据政权，出现了第一代蜀王。《华阳国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也就是说，在西周末年称王的就是这位蚕丛。而蚕丛的特点就是纵目，三星堆出土了纵目人面具，正好说明这面具就是蚕丛面具。
还有人认为三星堆祭祀的是大禹，史书记载，大禹出西羌，生于石纽。这与广汉三星堆位置高度契合。《竹书纪年》记载：大禹虎鼻阔口，两耳参镂，身高九尺九寸。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像，正是虎鼻阔口，两耳参镂形象。商代以前，一尺约等于现在的17厘米。三星堆出土的大立人1.72米的净身高也正好符合。《竹书纪年》记载大禹头戴钩铃，颛顼帝首戴干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不正是头戴钩铃或首戴干戈形象嘛。
三星堆的重要遗迹
1.西城墙
西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高台地上，呈东北—西南走向，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00米，顶宽约 10～30米，底宽约35～50米，高约3～6米。在城墙的中部和北部各有一宽约20余米的缺口，将西城墙分为北、中、南3段，其中中段南端在缺口处向东拐折延伸约40米，与中段北段略成垂直相接。根据局部试掘情况结合从北端鸭子河和南端马牧河冲刷暴露出的城墙剖面及夯土内包含物分析，西城墙的结构、体量、夯筑方法和年代与南城墙及东城墙相近。
2.月亮湾城墙
月亮湾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的月亮湾台地东缘，按走向可分南北两段，北段为东北—西南走向，南段略向东折，基本上呈正南北走向，整条城墙与西城墙北段基本平行。城墙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50米，顶宽约20米左右，高2.4～5米。北端底宽约30～45米，中段有拐折，夹角为148度，北端为32度，南端成正南北走向。城墙南段较高，被农耕平整较甚，宽度达80米。城墙东(外)侧有壕沟，壕沟宽度40～55米。在发掘的断面处，壕沟距地表深3.5米，壕沟沟口距沟底深2.95米。
3.祭祀坑
著名的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两坑相距25米，是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两坑坑室走向一致，均为东北——西南走向，坑口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壁整齐，填土经夯打。
一号坑坑口长4.5～4.64米，宽3.3～3.48米，深 1.46～1.64米，坑口三面各有一条宽约1米，长0.34(残)～3.85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二号坑不带坑道，坑口长5.3米，宽 2.2～2.3米，深1.4～1.68米。坑室内器物均分层放置，埋藏现象前所未见，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葬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部分青铜器、头像及面具有的口部涂朱、眼部描黑现象。一号坑共出土各类器物567件，其中青铜制品178件，黄金制品4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骨器10件(雕云雷纹)，完整陶器39件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
二号坑共出土各类遗物6095件(合残片和残件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片)，玉器 486件，石器15件，绿松石3件，象牙67件，象牙珠120件，象牙器4件，虎牙3件，海贝4600枚。
两坑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玉石器和巴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青铜神树群、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两坑出土器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一、二号祭祀坑既是整个三星堆遗址的精华所在，同时又代表了古蜀文明之最高成就。它们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巴蜀地区青铜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商代四川盆地社会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必将引起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的重新审视，在中国考古学研究课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4.三星堆城墙
根据城墙基础可知，三星堆城墙长度为260米，基础宽度为42米。城墙南侧有壕沟，宽度30～35米，壕沟距地表深2.84米，壕沟深2.4米。城墙上开有两个缺口，形成“三堆”，缺口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因此，三星堆是一条内城墙。一些学者将三星堆说成是祭坛，或直接将三星堆说成土坛，应予纠正。
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南部，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北端地面现存部分长约40米，东南端临马牧河岸缘仅存少许夯土边缘，原城墙分布情况基本依稀可见。根据解剖及调查资料，三星堆城墙残存部分高约6米，顶宽5～7米，底宽40～45米。结构、筑法、体量及城墙内的包含物与东、西、南城墙基本一致，唯顶部宽度不及其它城墙。
5.仁胜村墓地
仁胜村墓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西城墙外)的仁胜村，系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也是首次在古城以外发现重要文化遗迹。仅在约9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掘29座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和狭长形竖穴土坑墓葬。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向基本一致，墓室加工较为考究，绝大多数墓葬有一具人骨架，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共有17座墓葬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几类随葬品，其中玉石器大多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如玉锥形器、玉牙璧形器、玉泡形器、黑曜石珠等，其中玉牙璧形器极为罕见，玉锥形器则明显地具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风格，引人瞩目。另有1件玉牙璧形器表面钻有9个圆孔，可能与古代占卜术有关。学者认为这29座墓葬的下葬年代基本一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王朝时期。仁胜村墓地的发现，对于进一步摸清三星堆古城的布局，了解三星堆文化的丧葬习俗及占卜礼仪，以及与其它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联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6.青关山遗址
青关山遗址位于鸭子河南岸的台地上。经考古发掘，发现大型红烧土房屋基址一座。从现场揭露部分推测其平面呈长方形，西北—东南走向，现能观察到的面积约为100平方米。
西北—东南列残长50米，宽14米。房基宽0.35～1.5米，均系红烧土夯筑，夹杂大量卵石。基槽宽3～4.5米。推测其修筑方法为先挖基槽，然后夯筑房基。在房基内外两侧(距离房基边缘0.5～1米)，均发现成排的檐柱遗迹——红烧土块。红烧土块一般为长方形，长为0.45～0.6米不等，宽0.25～0.35米。两排檐柱之间可能为廊道。
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
考古队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除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六座坑提取碳十四测年样品近200个，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明确几座坑的埋藏年代大概率落在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范围之内，属商代晚期，为研究几座坑的年代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1号坑、2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有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在现有祭祀区表面堆积(第⑤层)之下还分布着埋藏整根象牙或相对完整玉石器的祭祀坑，表明该祭祀区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目前发掘的6座新坑为代表的祭祀遗存为该祭祀区偏晚阶段遗存。
祭祀区之外的区域以及祭祀区叠压的早期堆积均发现居住遗存，夹杂较多灰烬、烧土颗粒和破碎陶器，被祭祀区叠压的居住遗存年代最晚距今约3800-3700年，祭祀区之外且叠压祭祀区的居住遗存，年代最早距今约3000年。
六座坑提取碳十四测年样品近200个，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明确几座坑的埋藏年代大概率落在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范围之内，属商代晚期，为研究几座坑的年代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星堆出土文物
1986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
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其中出自一号祭器坑的金杖，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大立人像，人像高180、通高260.8厘米。它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一件青铜器。青铜神树高350厘米，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是古代巫师们专用的神器。另外还出土有青铜头像40余种，面具10余件。三星堆这批前所未有的珍贵文物的发现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因此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了轰动。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以高柄豆、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中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看来我们的先人很爱美。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于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有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中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