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汉有很多小皇帝的原因

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中国原始氏族社会开始解体，最后一位华夏部落联盟首领禹被儿子启继位为“夏后”，开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王位继承制。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东汉有很多小皇帝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参阅呀!

关于东汉有很多小皇帝的原因是什么

在历朝历代中，东汉小皇帝多那是出了名的。根据本人粗略统计，东汉十四位皇帝(包括前后少帝)中，除前少帝刘懿生卒年份不可考外，13位皇帝的即位平均年龄仅为12.3岁，其中即位时不满16岁的多达10位，占东汉皇帝的76.9%，远远低于其他朝代。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东汉小皇帝如此之多呢?个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

原因之一：先帝寿命普遍较短

造成东汉皇帝即位年龄偏小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东汉皇帝的普遍寿命较短，前任皇帝过早去世，必然造成继任皇帝的年龄普遍偏小。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个人认为应该主要源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基因问题

东汉皇帝普遍寿命较短，东汉皇帝的平均寿命，是大一统王朝中最低的，除前少帝刘懿外，平均寿命仅为26.71岁，不仅远远低于西汉的37.67岁，同时也是大一统王朝中唯一低于30岁的，13位皇帝中去世时不足40岁的多达10位，占东汉皇帝的76.9%，不足50岁的更是多达11人，占到了84.6%。如此多的短命皇帝，很难说没有基因方面的影响。

二是医疗落后

古代由于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对于很多疾病根本没有办法医治，以至于现代的很多小病在古代都成为了致命杀手。东汉的十四位皇帝之中，有多达6位皇帝因病去世，更有汉殇帝刘隆(不足1岁)和汉冲帝刘炳(2岁)夭折而亡，这不得不说与当时的医疗水平和条件有关。

三是权臣谋害

东汉的权臣干政现象极为严重，而一旦皇帝年岁渐长，逐渐脱离权臣的掌控，导致君臣关系紧张，便极有可能被权臣所杀。在东汉十四位皇帝之中，汉质帝刘缵便是被大将军梁冀所毒杀，而后少帝刘辩则是被董卓逼杀。

四是生活习惯

东汉外戚专权和宦官干政现象极为严重，而外戚为了专权巴不得皇帝不问政事，宦官为了干政又往往通过献媚俩固宠，结果便导致皇帝生活习惯极为糟糕，很多皇帝都沉迷玩乐，导致身体羸弱，再加上古代皇帝生子年龄普遍偏小，而这又影响了后代的发育成长，结果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东汉末年哲学家仲长统曾在《昌书》中提到，“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房室输其血气”、“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气，或疾病而构精，精气薄恶，血脉不充”才是皇帝寿命较短的主因，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也对这种说法予以了肯定。

如上，由于以上四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东汉皇帝的寿命普遍偏短，而新帝年幼又导致了外戚专权和宦官干政现象的出现，结果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原因之二：外戚干政现象太严重

在东汉的十四位帝王之中，除了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汉章帝刘炟和汉和帝刘肇四位皇帝为顺利即位之外，其余十位皇帝皆为外戚或宦官所立，这个比例在大一统王朝之中，无疑也是最低的。

从汉殇帝刘隆开始，此后东汉帝王便没有一个是不是被他人扶上皇位的。汉和帝刘肇去世后，本应由长子刘胜即位，但邓太后却认为刘胜因常年生怪病不适合即位，于是改立刚刚出生百天的刘隆为帝。而刘隆在位仅220天便夭折，邓太后于是又和兄长邓骘密谋立年仅12岁的刘祜为帝。

刘祜在位20年病逝，太后阎姬为把持朝政，在刘祜有儿子的情况下，竟然与兄长阎显迎立北乡侯刘懿为帝，结果刘懿在位仅206天便病逝，接着宦官孙程等人杀死阎显兄弟，又迎立汉安帝的儿子济阴王刘保为帝。刘保因是宦官迎立，于是便将朝中大权交于宦官，而宦官又与外戚梁氏勾结，再加上其子刘炳在位仅一年便夭折，结果便导致外戚梁冀崛起。

刘炳年仅三岁夭折后，大将军梁冀便拥立年仅七岁的刘缵为帝，后梁冀见刘缵年少聪慧，担心其未来夺权，便又将其毒死，改立仅14岁的刘志为帝。刘志在位期间，虽然解决了梁氏外戚，但由于其死后无子，于是皇后窦氏又与父亲窦武拥立仅10岁的刘宏为帝。

汉灵帝刘宏在位虽然长达22年，但其死后却留下遗诏要“废长立幼”，要亲信宦官、上军校尉蹇硕拥立次子刘协为帝，然而蹇硕却在和大将军何进的博弈中败北，大将军何进于是扶立刘辩即位。之后爆发“十常侍之乱”，董卓入京之后又废刘辩，改立刘协为帝。

东汉的地方官制

东汉的地方官制与西汉相比较，在郡、县两级是基本相同的，不过郡的重要性和权力较西汉下降很多。在州一级，则有根本性的差异，东汉的州已经演变成为一级地方，凌驾于郡之上。至此，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一直延续到隋朝“废郡”为止。

东汉将京师洛阳之外的地区划分为十二个州，各遣刺史一人为长官。另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河东、河南、河内、弘农七郡为司隶校尉辖区，称司隶部。司隶校尉是京官，本职为监察在京百官诸不法事。东汉时，每每退罢三公均由司隶校尉纠劾所致，所以司隶校尉号为“雄职”。皇帝召集朝会的时候，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三人有单独的席位，称“三独坐”。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属官有从事、假佐等，另统领一支由一千二百名奴隶组成的武装_部队，司隶校尉的官名也由此而得。

诸州沿西汉汉成帝制度，设州牧一人，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42年)改刺史，秩六百石。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再改州牧，秩二千石。东汉刺史有固定的驻地和官署，纠劾所部太守县令不必如西汉制度上三公按验，可以直接罢免之。改州牧后，兼领军政，位高权重，有点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而管辖地域的广阔，又不是节度使所可以相比的。与西汉相同的是，刺史也要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不过东汉的刺史不必亲自回京，而是派遣属吏向司徒府报送文书而已。

东汉共设郡国一百零五：王国二十七，司隶部属郡七，列郡七十一。除司隶部所辖七郡外，王国与列郡均分隶诸州，其中豫州领郡国六，冀州领九，兖州领八，徐州领五，并州领九，幽州领十一，青州领六，荆州领七，扬州领六，益州、凉州各领十二，交趾领九郡。

东汉制度，皇子封王，以郡为国。每国置傅、相各一人。傅主王府事，职如汉朝的太傅;相如郡太守，主政务;相有长史一人，职如郡丞。另置中尉一人，秩二千石，职如郡都尉，是主管军政、缉捕盗贼的军官。

王府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职务和汉朝的郎中令相类似，主管王府的大夫、郎等;仆一人，秩千石，负责王府的车马训练与驾驭;治书数人，秩六百石，职如尚书;谒者数人，秩四百石，职务是奉王命出使;另有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苍长、祠祀长等，秩皆比四百石。

郡太守秩皆二千石，只有河南郡因京师所在，长官称河南尹，位比九卿，秩中二千石。诸郡各置丞一人，位次太守，秩六百石，负责民政事务;边郡另置长史一人，秩六百石，负责军政事务。长史之下有司马一人，负责具体军事指挥。东汉内地不设郡都尉，以太守领兵。边郡置都尉或属国都尉领军并辖县，地位略与内地较小的郡相仿。如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置西河属国都尉、上郡属国都尉;永和十五年(105年)置辽东西部都尉;汉安帝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等。

东汉时期买官现象介绍

东汉的衰亡和覆灭，除了天灾人祸以外，很大程度上要追究到桓帝和灵帝这两个皇帝身上，这是中国古代较腐败黑暗的王朝之一。灵帝刘宏直接把买官卖官推上了历史风口浪尖上。

灵帝喜欢文学和艺术，诗词歌赋也是有的造诣，著有《追德赋》、《皇羲篇》、《招商歌》和《令仪颂》等作品(这一点还好)。灵帝对建筑艺术也是颇上心，甚至还研究起了自来水和排水系统设计。可灵帝毕竟是皇帝啊，总揽大局，关注天下兴亡才是正道，这些活交给大臣和能工巧匠去办不就好了嘛?

可灵帝不这么干，他把朝廷的权利给了外戚和宦官。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在当时本来就已经天灾人祸、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朝廷上下都需要钱，灵帝想要办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要钱，于是董太后和常侍们教唆灵帝打起了卖官的主意，而且是公开招标，明码实价的去卖。

官位的价格，是根据官职大小和年俸1比10000的比例来的，地方官是朝官的两倍，县官的价格则要看地区。比如想要做个四百石的小县令，你就得花四百万。如果想要做司徒、太尉和司空这种位列三公的职位，那除了相应比例的价格以外，还要额外支付一千万。

你以为官职买下来就可以了吗?没那么容易!等你被任命，正式上任的时候还得交钱，这时候需要交纳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钱，当然这个价格还可以协商。

这就真的太搞笑了，但是令人无语的还不止这些。在那个世道，有人热衷于买官卖官，但也有靠个人能力当官的。比如巨鹿太守司马直，他是一个清官，可当他一拿到委任状，朝廷就派人叫他给钱，他哪里有钱交呢?

司马直索性不干了，但这样也不行，辞官也得把钱先交了，司马直被逼自杀，死前还写了遗书痛骂东汉朝廷。

可司马直的死并不能引起灵帝和朝廷上下的重视，买官卖官反而更加猖獗了。张温和段颍都是东汉的大功臣，名望颇高，连他们也要交钱才能位列三公。

东汉选拔官员制度介绍

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

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并为四世三公之名门。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察举制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介绍: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年—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徵辟

徵辟，是中国汉代擢用人才的一种制度，主要包括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召称“徵(zhēng)”，官府征召称“辟”。

介绍:

徵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徵，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张衡传》：“连辟公府，不就。”“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所谓“徵辟”，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徵”，官府征召称“辟”。征辟是中国汉代擢用人才的一种制度，主要包括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又称“辟除”。

徵是指皇帝下诏聘召，有时也称为特诏或特徵，皇帝下诏指名徵聘。辟是指公卿或州郡征调某人为掾属，汉时人也称为辟召、辟除。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公卿以能招致贤才为高，而俊才名士也以有所依凭为重。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中，征辟作为一种自上而下选任官吏的制度，地位仅次于察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