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为多次迁都有什么原因
商朝为多次迁都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的呢?不晓得朋友们都知道吗?咱们一起来看看以及了解下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商朝为多次迁都有什么原因,欢迎参阅呀!
关于商朝为多次迁都有什么原因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
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河南商丘)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史记》记载祖乙迁邢(河北邢台),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公元前1525年,相(今河南内黄)遭洪水,祖乙把国都迁到了耿(今山西河津),祖乙迁至耿的第二年,因发生河患,耿城被摧毁而迁都至庇。因其为都仅一年,近代史学界就把祖乙迁耿略去不谈。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一致。对商朝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
汤始建国至第20位商王盘庚,商朝政权经历了三度衰落,四度复兴:汤兴,至雍己而衰;太戊复兴,至河直甲复衰;祖乙振兴,至阳甲复衰;盘庚时殷道复兴。与几度兴衰相伴,汤至盘庚期间,商朝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中说:仲丁迁于馰(在今河南荥阳附近),河驮甲迁于相(在今河南内黄),祖乙迁于庇(在今山东梁山附近),南庚迁于奄(在今山东曲阜),最后盘庚迁于殷(在今河南安阳)
盘庚是阳甲的弟弟,他即位后,为了改变商王朝的困难局面,决定将商的都城再迁回成汤的故都亳。他的这次迁都遭到了不少贵族与大臣的反对,一些平民不愿离开已经生活惯了的奄,也反对迁都。但盘庚坚持自己的主张,利用宗教对商民们进行规劝,说先王们都按照天帝的意志迁了5次都,他也经过占卜“卜稽曰:其如台”,所以迁都的计划是得到天帝的允许,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愿。
人们要服从天帝的旨意,否则上帝就要责怨人们祖先的灵魂。商民们不敢违背天帝的旨意,跟着盘庚迁至殷地,从此安定下来,直至商纣灭亡,共历8代12王,计273年。殷从公元前14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作为商朝后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一个都城。
虽然盘庚迁殷利用了迷信手段,但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商迁殷后,政治有所作为,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盘庚迁殷是商朝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约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后,殷城开始荒芜,时间长了,变成废墟,慢慢被埋在地下,后人称为殷墟。
自盘庚迁殷到帝辛(纣)亡国共273年,国号也称殷,一般也将商朝称作殷代,整个商朝也称为商殷或殷商。殷墟被发掘以来,已从墓内挖掘出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为青铜器和陶器。司母戊大方鼎为商朝青铜器中的珍品,可以称为世界之最,是世界最大的青铜器。
殷墟还出土了1.5万片以上的甲骨人辞,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字,反映了殷商文化高度进步的史实。
商朝第一次迁都嚣
郑州商城遗址,为商朝第十位君主仲丁所建的嚣都。位于郑州市区,东起凤凰台、西到西沙口、北至花园路、南达二里岗,面积2500公顷。1950年被发现,1955年在遗址中部又发现一座周长近7公里的城垣。之后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宫殿房基、小型房基、窖穴、水井、壕沟、墓葬、祭祀坑等遗迹,铸铜作坊、制陶作坊、制骨作坊、玉器作坊等遗址。出土了石器、蚌器、铜器等遗物,其中有珍贵的玉器、原始的青釉瓷尊、罕见的夔龙纹金箔、精致的象牙梳、古老的乐器石埙等。
根据碳14测定,遗址年代距今3235±90年,加之出土的遗迹、遗物,表明郑州商城遗址是早于安阳殷墟的商朝中期都城。它的发现填补了安阳殷墟之前的一大段商朝历史空白,丰富了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实物资料。1959年郭沫若来郑州视察时,为郑州商城题写了“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丁之隞都。地下古城深且厚,墓中遗物富而殊”的诗句。它填补了商朝中前期历史的空白,丰富了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实物资料。
至于郑州商朝都城的地位,大众普遍认为是仲丁所迁的嚣都。原因:①从文献记载看,嚣都的地望就在郑州市区;②从仲丁迁都的情况看,嚣都就在郑州;从考古发现看,郑州二里岗期文化介于偃师二里头晚期、早商文化和殷墟晚商文化之间。因此,郑州商城只能属于商朝中期的嚣都。
仲丁自亳迁于嚣,在此定都9年;仲丁之弟外壬在此定都10年。仲丁、外壬葬于嚣。
《竹书纪年》:“仲丁,名庄。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迁于嚣,于河上。”
《竹书纪年》:“仲丁六年,征蓝夷。九年,陟。”
《竹书纪年》:“外壬,名发。元年庚戌,王即位,居嚣。邳人、姺人叛。十年,陟。”
《竹书纪年》:“河亶甲,名整。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嚣迁于相。”
近年来,随着文化经济的兴起,许多地方对古建筑开展恢复性维修,比如太原的晋祠,通过重建,使这些有历史价值、文化符号意义的“老建筑”,得以世代相传。但是,对已经只有传说,无从考证、或者缺少历史记载的建筑,开展所谓的“恢复性建设”,就有些本末倒置。
就拿郑州市这两座古城墙来说,该市文物部门视为“复原性展示”,以期再现3000年前商朝都城城墙的基本风貌。但是,这样的“复原性”是“复”的什么“原”,能够与3000年前商朝都城城墙原模原样吗?事实上,商朝都城城墙究竟是什么样子,除了历史典籍中片言只语的记录,就是现代人挖掘考证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本身就是推断加臆想,而要凭如此的“结果”来搞“复原”,岂不是以讹传讹?
再说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偌大的都市里,有没有必要把几千年前倒下来的土城墙,再扶起来?因为,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土城墙存在的社会基础,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如果说这个商朝都城土城墙是文化,那么,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古城,在3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不知道有多少建筑站起来又倒下去了,现在,是不是要把历朝历代浩如烟海的古建筑一一复原?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矗立起一座3300年前的土城墙,既不“协调”,也不美观,更不环保。就连当地市民也担心,黄土堆砌的古城墙会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郑州本身就是个风沙较多的城市。
商朝时期宗教信仰简介
巫术是人类最原始的宗教形式。从古史数据和人类学理论来看,三代以上,三皇五帝时代的巫觋已比较接近于沟通天地人神的萨满。而夏商周三代的古巫虽带有上古巫觋的余迹,但已转变为祭祀文化体系中的祭司阶层,其职能也主要为祝祷祠祭神灵,而非巫术。
三代古巫的记载出现在文字产生之后,这时中国文化已经历了原始发育的很长一个过程,神灵的观念早已出现,献祭媚悦神灵的行为已成为文化—宗教的重要形态,原来部落的公共巫师已转变为祭祀文化结构中的一个角色,早期的巫觋文化已经演进为祭祀文化,这是上古宗教文化第一次重要的转变。祭祀文化及其背后的信仰特性,正是西周春秋时代思想发展面对的主要对立面。
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祭祀崇拜形态可能是对自然物和自然势力的崇拜,即崇拜那些和人自己生活密切相关或人类对之依靠性很强的物体。自然物崇拜与自然神崇拜作为原始信仰是不可分的,人在对自然物体进行崇拜时,总是将某种神性赋予了自然物体,或以自然物体具有神性为前提。
甲骨卜辞中有祈祷仪式与祭祀仪式的记录,反映了商人观念中,自然天象具有超自然的神灵,这种神灵直接对自然现象,间接对人事现象,具有影响乃至控制力量。诸神之中,有帝或上帝,此外有日神、月神、云神、风神、雨神、雪神、土(社)神、方神(四方之神)、山(岳)神、河神等。这些神,并非人格神,即使帝或上帝,在商人观念中,本意是帝在天上,即天神之意;至于土神、方神之类则是自然神,山神、河神则是带有自然神色彩的祖神。在商人看来,这些神都有灵(spirit)。帝或上帝主要具有自然权能与战争权能,在人事权能上仅作用于商王本身,而不作用于王以外的其他人。
商人尚鬼,《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所谓“先鬼而后礼”,是指优先处理人与神鬼的关系,而后处理人际关系(礼是人际关系的规范)。死去的先人在他们心目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事无大小,都求告于祖先,他们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就是沟通人与神(或祖先)之间的关系,占卜的结果体现了神和祖先的旨意。甲骨文之所以称为卜辞,就是占卜吉凶时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它与宗教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据商朝的甲骨资料来看,殷商时代的万物崇拜依旧盛行,信仰对象包含大自然的各方面,例如:河神、山神、日月星辰、地神等对象。但这些自然神祇仍属于万物崇拜,变化有限,比较特殊的,是商人心中的“帝”信仰。
“帝”是商人心中的最大神,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也是社会秩序的主宰。这种“一元”(帝)“多神”(自然神祇)的信仰模式,与现实世界的“王权政治”相仿。简单来说,人世有君王统治百姓,在自然界有“帝”统治自然神祇,但“帝”的能力和权威更凌驾世间君王之上,他是一切万物的主宰。
商人问卜的对象有三大类,即天神、地祇、人鬼。在这三类之中,权威最大的即是“帝”,“帝”所具有的能力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对自然气候的控制,这些问卜主要是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欠。第二是主宰人世间的祸福奖惩。第三是决定战争的胜负和政权的兴衰,由于商朝仍属部族式的社会形态,仍需以战争手段征服诸边各部落,商王往往向“帝”问卜战争的胜败,看看“帝若”,还是“帝不若”。由此来看,商人日常生活中,几乎莫不祷于“帝”,在如此的宗教心理之下,也就不难理解,商人何以会有“好祀”、“重祀”之风了。
商朝的商业状况怎么样
商朝在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我们称这二百七十多年为商朝的后期,我们所以确知商朝已有文字记录乃因为公元一八、九九年以来殷都遗址——即所谓殷墟——的发展和发掘。
殷墟出土的遗物,除了大批的铜器、陶器、骨器、石器外,最引史家注意的是无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至少有十万片以上)。这些甲骨差不多全是占卜所用的,乃王室卜人所保存的档案。原来商人要预测未来的吉凶,或探问鬼神的意旨,便拿一块龟腹甲(间有用背甲的)或牛肩胛骨(间有用肋骨的),在一面加以钻凿,却不令穿透,然后在钻凿处灼火,另一面便现出裂纹,这叫做“兆”。
卜人看兆而断定鬼神或一种神妙的势力对于所问的反应。所问的事情,有时连日后的“应验”,就刻在兆的旁边,这可称为卜辞。卜辞的内容以关于祖先的祭祀的为最多,如卜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种类、用牲的数目等;在关于气象的,如卜雨、晴、风、雪等;有关于岁收的丰歉的;有关于征伐、渔猎和出行涉川之利否的;有关于疾病、胎孕和梦征的;有所谓卜旬和卜夕的,即于一旬之末卜下一旬有无灾害,和于日间卜是夕有无灾害的。还有别的事项这里不能尽举。
卜辞以外,甲骨文书中也有少数短短的记事,例如记颁发矛若干,某人取贝若干,某日某人入觐之类;又有田猎获兽的记录,刻在兽头骨上的。甲骨文书全是商朝后期的遗物。根据甲骨文书、甲骨文字的分析、其他商朝的遗物遗迹和后人关于商朝的记载,我们可作一商朝的文化的速写如下。
商人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法。农作物有黍、稷、稻、麦、蚕桑。卜辞中“卜黍年”、“贞(卜问)我受黍年”、“贞其登黍”的记录很多,而此等处的黍字从未见有用别的植物名来替代的,可知黍为商人主要的农作物。帛、巾、幕等字和若干从糸的字的存在,证明丝织工艺的发达。有酒,以黍酿造。
商人已有铸造青铜(铜锡合金)器的工艺,铸造工场的遗物曾在殷墟找得,有可容铜液十二三公斤和陶制炼锅,有铜制的型范,有铜矿石,有炼渣。商人的兵器及工具大部分已用铜制,但也有一部分仍用石或骨角制。殷墟遗物中有铜制的戈头、矛头、瞿、箭镞、锛、小刀、针;石制的矛头、枪头、箭镞、刀、斧、粟凿;牛角或鹿角制的矛头、箭镞和骨锥。骨角制的兵器也许是仅作明器用的。
商人铸铜技术之最高的造就,乃在王宫和宗庙里所陈列的供饮食和盛载用的种种器皿,如尊、卣(盛酒用)、爵(酌酒用)、觚(饮器)、罍、(食器)、方彝、巨鼎(盛食物用)等等,都是具有很缛丽的花纹的。兹根据他人参观(民二十六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会所陈列者)的报告,略记二器,以见一斑。一为提梁卣:器分三层,上层为一盖,以练系于梁间,下层为卣的本体,中层搁上是一盖,取下来却是一觚,提梁的两端,各有一生动的兔形的兽头,全器周围是细致的花纹。一为盂形的器:当中有一柱,柱顶成莲花形,其旁四龙拱绕,两龙锐角,两龙钝角,四龙相连,可以环柱为轴而旋转,孟身和柱周围也是细致的花纹。此外殷墟铜器之可注意的有盘、壶、铲、勺、漏勺、筷子等,还有战士戴的盔。
殷墟的陶器包括种类繁多的饮器、食器、盛器和烹饪器,其质地有灰色、红色的粗陶,黑色、白色的细陶和一种经高度烧加釉的陶;其纹饰多数是刻划的。细陶的纹饰极复杂,其母题有动物形,几何图案和图案化的动物形。
商人牙、骨、玉、石雕刻工艺在殷墟的遗迹也很丰富,举其特别可注意的:有镶嵌绿松石的象牙鸱尊;有一种雕纹的(也有绘纹的)骨制玩器,仿佛后世“如意”一类的东西,长形略曲,其花纹为龙、凤或蝉形,偶或嵌着绿松石;有各种式的佩玉,或作圆圈,或作半圆,或作长筒,或双龙相对成一圆形,或两鱼相对成一半圆,或状人物、人面、兽头、虎、兔、象、鸮、燕、鸽、鱼、蛙、蝉、长尾鸟、蝙蝠等;又有巨大的大理石的立体雕刻品,状人物、虎、龟、鸮、蟾、双兽等,以供陈设之用的。
从状人物的雕刻品和其他遗物,我们知道商人是席地而坐的;知道当时一部分人的服装是交领、右衽、短衣、短裙、束带、其鞋翘尖;知道当时女人脸上涂朱;头饰极复杂,左右两鬓或额间的头巾上缀骊绿松石砌成的圆形物;准确性中间束一骨圈;发上戴雕纹嵌绿松石的象牙梳;又簪骨制或玉制的笄,小的一两枝,多的几十枝;笄头雕各式各样的(现已发现四五十种)兽头和花纹;她的头饰比头还高。
关於商人的居室,我们也有一些推想的根据。有殷墟曾发现版筑的遗迹,那是房屋的基址。有一处基址作长方形,四围有许多大石卵,其相互间的距离,大略相等。这些石卵大约就是柱础,原来上面是安柱的。有一基址长三十公尺,宽九公尺,石柱础之外,并有铜柱础十个。殷墟绝无砖瓦,房顶想必是用茅草编成的。古人所谓“茅茨土阶”,大约就是商朝宫殿的写照。又发现一座纯黄土筑成的大台基,面向正南,与罗盘所指的完全相合。又从墓中的遗迹推之,可知原来墙壁的内面是嵌镶着许多纹饰和涂着红色的。
商人的交通用具,有牛、马、牛马或象驾的车。除普通的车外,又有兵车,其形式大略是舆作半圆形,由后升降,一辕驾四马,两服两骖,与后来周朝的兵车无多差异;这是从殷墟发现的铜质车饰推知的。据卜辞的记载,商人出征有时远行至三四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