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多隐士什么原因
其实，放眼望去，历朝历代其实都有隐士存在，这些隐士通常是因为选择出仕，从而在一段时间里远离社会政治活动，而游走于社会边缘。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魏晋时期多隐士什么原因(速看)，欢迎参阅呀!
魏晋时期多隐士什么原因(速看)
发生于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使得隐逸思想最终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现象严重。在朝野中，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通过"清议"的形式与宦官集团展开搏斗。随着双方矛盾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两次与宦官集团的斗争，都以党人的惨败而告终，士大夫阶层元气大伤。
儒家思想中，历来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东汉政府也倡导节义精神，这些都在东汉士大夫心中深深扎根。然而，两次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使得士人千百年来的道德和政治信仰瞬间崩塌。他们面对现实已觉得困惑与迷茫，甚至无所适从。
在黑暗的政治面前，他们只能选择缄默甚至隐遁的方式来维持清高的人格尊严、守护心中的政治理想。这是士人无奈的选择，也是专制体制下，士人表达对现实不满和批判的唯一途径。
出世的观念与思想渐渐流行，为隐逸现象的发展推波助澜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学术思潮开始兼容并包、共同发展。在这一时期，流行起了老庄之学，这对于士人们来说，可谓极具颠覆性地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所谓的玄学。玄学是在老庄之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迅速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很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除此之外，佛教与道教也开始兴盛，为隐逸现象推波助澜。
在这一时期，儒学权威急转直下，其他思想便趁虚而入，渐渐活跃起来。老庄思想强调任自然，重个性，蔑视权贵等，使魏晋南北朝士人找到了精神寄托，那是一个摆脱物质利益，不被"物役"的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玄学是魏晋时期一个重大的哲学突破，可谓应运而生。
魏晋南北朝隐逸思想的流行与这一时期的宗教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佛教。佛教强调断绝尘世的杂念与妄想，并且，我们都熟悉的是佛教的弟子们都隐居山林，在思想和行为上，这些都与隐士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之当时的名士和名僧之间往来频繁，所以佛教思想很容易推动隐逸思潮的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隐逸现象逐渐增多
魏晋南北朝时代，_、战争激烈，政权也随之频繁更替。这段岁月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很典型的乱世时期。也正是因为如此动荡的局面存在，隐士才大量出现。
士人的归隐，一方面是为了逃避战乱兵祸，尤其是西晋中后期爆发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造成的混战局面;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远离官场的迫害。对异己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绝对算得上官场最为污独的一面。各种政治集团因为政治利益的不同而相互排斥，以至于相互攻击、迫害甚至杀戮不同集团的人员，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在魏晋南北朝各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因避乱避祸而隐居的士人。
魏晋名士吃五石散的原因
汉灭之后，_，社会混乱，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再次占据上风，魏晋士子言必谈老庄，喜谈玄说理，探讨人生之究竟，与之一同兴盛的还有道家之养生，而全国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民炼丹服药、人人壮阳、渴望长生的特殊时期。但是普通老百姓需要在田间劳作，除了满足日常生存所需外，还要为大军生产粮草，一般没什么空闲时间干这事儿，所以还是众多文人士子们在孜孜以求。
终于张仲景的一张药方被他们发现了，此药最初以治疗伤寒为主要目的，又称“寒食散”，但后来人们服用之后感觉除了全身发热之外，还有壮阳之妙用，遂广为流传，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五石散，伴随而来的还有一定的成瘾性，但其精神之依赖要远远大于药瘾。
五石散原为一种用五种石头制成的伤寒药物，它的主要构成成分包括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其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发生麻醉作用，服用之后会让人全身发热，会导致“寒衣、寒欲、寒食、寒卧”，因此称之为“寒食散”，意思就是在服用此药后，必须同时服用寒食来散热，在张仲景所在的东汉时期，五石散只是作为药物存在的。
“五石散”真正开始在名士中流行，并且完成从药品到毒品的转变是来自于何晏的推崇，何晏在张仲景药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因而使得五石散具有了致幻功能，并且在此后一直到隋唐时期，流行数百年。由于服用了五石散后，身体会发热，散热的话要么把衣服脱掉，要么食用寒性食品，因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魏晋名士们都是出于一种宽衣解带的飘逸状态。
“五石散”服用之后，皮肤会变得非常敏感，因而名士们会穿很宽大的衣服，而且尽量选择旧衣服，因为新衣服会把皮肤磨破，鞋袜也尽量不穿。药性上来之后人就开始乱走，借以发散药效，美其名曰“散步”(“散步”一词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魏晋时期的人物画都是披着衣服，敞着怀。
由于这种药让皮肤变得特别细嫩，所以他们经常连澡都不洗，以至于“扪虱而谈”成了高雅的举动。
鲁迅的《而已集》里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过这个问题：“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
实际上只要谈论魏晋风度，必定会说到这个“五石散”，因为两者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服食“五石散”的风气自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仅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二十家“五石散”的解散方。
五石散最大的副作用是可以致残致死。裴秀、晋哀帝司马丕、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等就因服药而死，学者皇甫谧则变成残疾。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千金方》中详细列出了五石散之害，深斥其祸。唐以后服用的人越来越少，但并未彻底断绝，只是有所变化而已。
魏晋清谈之风具体表现
魏晋时期这种“清谈”在当时很流行，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更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成为时尚。
“魏晋清谈”的方式，绝大多数属于口谈。而就口谈而言，又有几种方式。一是两人对谈，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谓之“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其余者可以插言。三是“自为主客”。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己设疑，自己解答，以发表他的高超的见解。
有一次，大家争论一个问题，最后都穷于词理，当时宰相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侃侃而谈，见解独特。说完以后，肃然自得，四座没有不佩服的。
当时，人们把共聚“清谈”当作抒发情怀的良机，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论政，不过是官吏、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而已。《兰亭序》中说“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修禊”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采兰，祓秽祈祥的活动，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很显然不止是一般的“修禊”;而是东晋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规模清谈盛会。
“清谈”是辩论演讲，它和现代演讲的共同点是，要求有新异的观点，要“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如步入后尘，拾人牙慧，无新颖观点，就会令人烦躁厌听。孙盛到殷浩家去“清谈”，直到废寝忘食，不愿离去，假如他们谈的全是老一套，是不会互相吸引到这种地步的。
一场好的“清谈”，固然要求理论观点标新立异，同时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来表达观点。有一次，刘惔到王蒙家“清谈”，刘走后，王蒙的儿子问其父：“你和刘惔谁胜了?”王蒙说：“韵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往辄破的”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前者包括声调抑扬顿挫，和畅悦耳和词语准确犀利，精当有力，是讲“清谈”的形式;后者说的是清谈的内容。由此可见，王蒙是把“清谈”的内容和形式并列起来看待的。
“魏晋清谈”中，气氛一般很随便，在激动的时候，往往助以手势，身体摆动，甚至起舞，引吭;谈到酣醉地步时，便无所顾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
商人的发源地在哪?
商人的发源地，可能是今河北省的渤海湾沿海一带。成汤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他的十四代祖契与禹同时，以蕃(今河北平山县附近)为根据地。契子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泜水流域)，后迁于商(今河南商丘县)，即“大邑商”，也是商朝得名的由来。
昭明子相土，为一雄才大略之君，曾大启疆宇，其拓土的最远处可能到今朝鲜境内，在泰山下建立东都。相土以后的两三百年，商人的事迹无考，到成汤时代，才又有商人活动的记录。
成汤时，商人的力量已足以与夏抗衡，他以毫(今安徽毫县附近)为根据地，先消灭北方若干邻族如葛(今河南宁陵县)、韦(今河南滑县)、顾(今山东范县)、昆吾(今河北濮阳县)等，然后西征夏桀，败之于鸣条(今山西安邑县)，桀被放逐于南巢(今安徽巢县)而死。汤乃代之为天子，并迁都于商，建立了商朝。
商朝的势力是如何崛起的
夏朝末年，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孔甲下传四世，夏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履癸(桀)继位。
相传，夏桀非常残暴，百姓已不堪忍受。“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摆脱孔甲以来的日益衰败的局面，桀加强了对内的统治，坚决镇压异己力量，据说他斩杀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但高压手段并未达到其目的，而是加剧了人民对他的痛恨，人民甚至发誓要与之同归于尽。
到夏桀之时，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则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强盛起来。夏朝中期，契的六世孙王亥通过进行商业贸易，使商的势力逐步强盛起来。
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契的第十四代孙商汤灭夏后，返回亳都，以“商”作为国号，建立商朝。在商汤的领导下已积蓄了灭夏的实力。汤即天乙，姓“子”，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他在成商部族首领后，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众叛亲离，便着手建立新的王朝。
商汤为了准备灭夏，在夏桀十五年，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商丘古城附近)迁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35里)。汤在亳这里营建新国都、积蓄粮草、招集人马、训练军队，为灭夏之战创造有利条件。汤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商族在灭夏前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此时商族内部的不平等、奴役和剥削等现象亦早已产生，但相对于夏王朝的统治来说要宽松、缓和得多。
汤亦注意取得国内的拥护和支持。“汤以宽治民，而除去邪”，“夙兴夜寐，以致职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成汤的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等举措，对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积蓄灭夏力量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他的行为不仅得到本族人的拥护，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十分向往。因此，也就有了“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