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为何会兴起文字狱

你们知道吗?所谓文字狱，就是文人们在写文章时，由于不慎而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并因此受到了残酷惩罚的案件。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明朝初期为何会兴起文字狱，欢迎参阅呀!

关于明朝初期为何会兴起文字狱

明初文字狱的发生，从时间上来说，开始于洪武十七年，一直延续到洪武二十九年，前后长达13年之久。终洪武一朝，直接因文字而起的重大案例，不下20余件，因为文字狱遭到冤杀和株连的人不计其数。

说到明初文字狱形成的具体原因，不能不提到朱元璋的出身，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他大兴文字狱的心理根源。因为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出身贫寒的皇帝，他幼年家庭非常困难，个人经历非常坎坷，当过和尚，也做过盗匪(因为朱元璋参加过元末红巾军起义，这些农民起义者被当时的元朝统治阶级视为盗匪)，属于社会最底层的贫民阶层。

这些经历，使得朱元璋自幼就对当时处于社会上层、掌握文化知识的文人儒士有着很不好的印象，生怕受到他们的歧视，养成了猜忌怀疑的自卑心态。

当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而夺天下的时候，他离不开这些文人儒士的支持，也还能够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这些知识分子，但是一旦当上皇帝以后不久，朱元璋就开始表露出对这些人的不满，并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去对待那些触怒他的文人儒士。

明初的国子学祭酒许存仁，为朱元璋争夺天下曾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就因为在讨论朱元璋称帝时，他提出要告老返乡，被朱元璋视为忤旨而借故逮捕，后来死于狱中。还有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当新的王朝建立起来以后，朱元璋下诏天下招读书人出来当官为其所用，他们却断指立誓永不当官，这就大大惹怒了朱元璋，于是下令枭没其全家，以为他人儆，借以恐吓天下的读书人。

在朱元璋统治时期，言者有罪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人仅仅因为向朱元璋直言进谏而触怒了他，便招致杀身之祸。洪武九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事件。当时天象发生异变，古人称为“星变”，这就要求有人来解释这一天文异象，为此，朱元璋下诏要求众大臣进行解释。

山西平遥县的训导叶伯巨，就向皇帝上了长篇大论，认为这是由于朱元璋亲政以来的措施不当引致的。他说是三个原因导致了天象的异变，第一是由于皇帝在开国后分封诸子太过侈奢，第二是由于朱元璋用刑太过频繁，第三是由于希望治理好天下的心态太急切。

应该说，叶伯巨对朱元璋的进谏是大臣对封建帝王的有参考价值的提醒，但却引起朱元璋的猜疑，怀疑这是有意离间他的骨肉亲情，当时就要用弓箭将叶伯巨射死，在丞相的劝阻下才作罢，但最终叶伯巨未能逃过一劫，惨死于狱中。

文字狱形成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因为被怀疑影射朱元璋的出身寒微而惹祸的，这实际上是“莫须有”的罪名。前面曾提到，朱元璋少年时当过和尚，做过盗匪，这段经历使他当上皇帝以后十分忌讳别人提起此事，对于像“光”、“秃”、“生(僧)”、“取法(去发)”、“则(贼)”等字或谐音的字非常敏感，因为“光”、“秃”、“生(僧)”、“取法(去发)”都被视为骂他做过和尚，“则”则视为骂他做过贼。

不过，古时的读书人写文章偏偏喜欢用文雅的文言文去曲折地表述直白的语句，不知不觉中就正好触犯了朱元璋的忌讳。《二十二史(音zhB)记》中记录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如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给朱元璋上《贺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句子，被杀;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的《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一句，被处死;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至表》有“圣德作则”句，被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有“睿性生知”的字样而被诛。

其他犯忌的词句还有“垂子孙作则”、“仪则天下”、“建中作则”、“取法象魏”、“拜望青门”(青门指僧院)、“体乾法坤(发)，藻饰(早失)太平”、“遥瞻帝扉(帝非)”、“式(失)君父子以班爵禄”、“永绍亿年，天下有道(盗)”等等。朱元璋对用字的避讳也很在乎，如不允许用“元”字，“洪武元年”改成“洪武原年”;洪武三年下令禁止百姓取名时用天、国、君、臣、圣、神等字，举不胜举。

有些文人仅仅因为作诗而无意间获罪于朱元璋。如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在《宫女图诗》中写道：“女奴抚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朱元璋看到，认为是讽刺自己，就借口高启替苏州知府魏观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将他腰斩于市。

另有一个官员叫陈养浩，因作“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诗句，被朱元璋视为动摇军心，也被溺死。甚至有兖州知州卢熊，发现官方公文中老把“兖”字误印成“”字，于是上书朱元璋，请求更正。朱元璋看了奏章，很不高兴，认为“秀才无理，便道我‘滚’哩”，将“”视为“滚”。不久，便以结党的罪名杀了卢熊。

更为滑稽的是，就连死了上千年的“亚圣”孟子也难逃朱元璋的文字之狱。有一次朱元璋读到“民贵”、“君轻”句时，认为这是大不敬，就命人将孟子的神位扔出孔庙，要让他在死后也得不到赦免。又命人将《孟子》一书进行修订，删节了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本。后来，由于掌管观天的人说天上的文曲星暗了，引起朱元璋的猜疑，才又不得不将孟子牌位重新送回孔庙。

据民间传说，有一次朱元璋私下出游到一个寺庙，发现壁上题有一诗：“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认为是有意嘲讽他，于是庙里的所有和尚都被处死。

对于明初文字狱的原因，有人认为上面的分析是浅层次的。一些早期的学者指出，明初文字狱的出现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引起的，是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文人对新兴皇朝臣属关系的斗争。只是朱元璋用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来兴文字狱，将新旧势力的斗争演变为莫须有的罪名杀戮大批知识分子，这反映了他残暴的一面，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明朝为何是世界一流火器国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所统治的封建王朝，在明朝时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明朝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中国从宋朝开始，火器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明朝，火器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一流的水平。当时明朝的军队普遍配有鸟铳、火铳等火器装备，作战能力非常强，还配有炮兵部队的神机营。

在明末清初的过程中，清朝与明朝军队的对战中，吃到了明朝很多火器的厉害，1626年“宁远之战”中，明朝袁崇焕用十一门红夷大炮守城，重创了当时后金(清朝)部队，迎来了明朝与后金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后金部队是以骑射为主，使用的是冷兵器，在初期与明朝部队的较量中，吃尽了明朝火器的亏，于是很快的也开始研究火器。知道明朝大将孔有德、狄仲明投降后金后，大明才真正开始走向了灭亡。孔有德、狄仲明的部队是明朝花重金打造的火炮、火器部队，一下只尽归后金所有，大大增强了后金部队的作战能力。

刚开始，清军开始大规模的使用火器，打败了明朝，为清朝巩固国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一直到清朝末期，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的火器技术还是止步不前，没有什么很大的提高，甚至远不如明朝时期那样普及。清朝统一全国后，认为“骑射”是立国之本，认为放弃了骑射就等以叛祖离宗，于是没有重视火炮的研究。等明朝遗留火器消耗完后，清朝基本又回到了冷兵器刀剑相向的时代。

还有原因就是明末清初时期的火器纯在着很多缺陷，往往因为这些缺陷，很容易受到天气和战场的突发事件，往往比骑射部队更差，所以清政府认为还是骑射更厉害，火器部队没有骑射部队灵活多变，清朝强大的骑兵部队让清政府为之自豪，因此放弃了火器部队。而却当时的火器技术和使用，满清人往往不会，会使用的往往是汉人，因此清政府为了不让满清政权受到威胁，所以也就没有去过多使用火器。

明朝是如何制造火器的

一、明代火器与制造

从方士们的炼丹炉里，火药嘭地一声闪亮登场，凭实力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中炸出一席之地。而从小小的药丸起步，火药在宋元时又“进化”成了骇人的武器，在炼丹炉之外为自己开辟了生存空间。等到了明代，火药在战场上甚至一跃成为主角，掀开了中国兵器发展的新篇章。

从不同角度来看，明代的火器可有多种分类，但最主要的火器是有火铳和火炮这两种。前者类似今日的步枪，可单兵携带，在明代有五十余种。后者则是重型火器，有明一代约三十余种。此外，明代还有炸弹、地雷、喷筒等火器，但种类和总量都远少于火铳和火炮。

除了绝大部分“国产”火器，明代还有一些从境外输入的火器，如“佛郎机”、“佛朗机炮”、“红夷炮”(又名“西洋炮”)或改进“佛郎机”而制的“万胜佛郎机”等。是故明代火器称得上是走在了世界前列。

而在制造方面，早在大明初立之时，始设于元代以制造铜钱的宝源局就接到命令，开始承制火铳、火炮等。入明以后，常与铸造打交道的宝源局其实是一个“杂货制造商”。除了原本的铜钱和新来的火器，香炉、香盒、银盆、水罐等等宝源局都有制造。所以随着火器需求量的增加和对火器质量要求的提高，自洪武十三年(1380)，朝廷开始设立专门制造兵器的军器局和兵仗局。

自设立至正统九年(1444)，军器局主要生产的都是弓、刀、盔甲等冷兵器。但从正统十年(1445)开始，军器局也成为重要的火器制造者。在弘治年间，朝廷更是下令军器局每三年必须生产一批新火器，以满足军队的需要。

而兵仗局可谓是正儿八经的“火器制造局”了。从设立伊始，它的作用就是统管火器及其制造。火车、火伞、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夺门将军、斩马铳、椀口铳、一窝蜂、襄阳炮、信炮、盏口炮、旋风铜炮、炮里炮、四眼铁枪、央靶铁手枪……这些我们或许闻所未闻的火器，在当时都是兵仗局的“常客”。

除了统领火器制造，兵仗局还负责发明或实验各种新式火器。地方发明的新火器要获得批量生产的资格也需要兵仗局实验并决断。所以对于明代火器的总体情况，我们可以概括为：兵仗局主导制造了大量先进的火铳、火炮等火器。

二、明代火器的应用

有了火器，谁用、怎么用自然也朝成了朝廷的重点。纵观整个明代，明军的火器配备率是持续上升的。在建国之后，朱元璋就要求火器配备率要达到十分之一。成华年间，仅火铳的配备率就达到了18.18%，火炮的配备率另占14.55%。到了明代中后期，以威名在外的戚家军为例，一线士兵中的火器配备率达到了三成至四成。

明永乐年间，在经历了出兵交趾之后，朝廷还特别设置了神机营。这支部队以火炮为核心，成为后来“内卫京师，外备征战”、攻城和守城战争中的大功臣，堪称明代火器运用之典型。

由于明代主要的外敌是蒙古族，在明—蒙的战场上便多见火器的身影。在明成祖第一次出征蒙古期间，大军携带了盏口炮、手把铳、碗口炮、快枪、将军炮、单飞神火箭等多种火器，并由新设立的神机营承担明成祖的护卫之职。结果在与阿鲁台的对战中，面对突袭的千余蒙古骑兵，神机营临危不乱地打出了第一场胜仗，直逼得阿鲁台东逃并最终俯首称臣。

在明成祖的第二次亲征时，以神机营为首的配备了火器的明军再一次大显神威，将野心勃勃的瓦剌打得几近失了魂。第三次亲征时，成祖本是想教训背叛了大明的阿鲁台。结果阿鲁台一听说成祖又带着神机营出征，直接仓皇逃窜，避而不战。

此后的第四和第五次亲征，明军依旧配备了大量火器，并获得了胜利。而这一系列战争也为明代的火器运用奠定了基调，让火器一跃成为“师行必携之”的作战必需品。

三、明代火器的没落

看到这，你或许会疑惑，既然火器在明代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又立了那么多功，那它又怎么会面临没落，进而被渐渐遗忘的危险呢?其实说到底，火器再先进也只是一种工具。当大明这艘船倾覆，承载于其上的火器自然也难逃过一劫。且就明代火器自身而言，它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明代军队虽有着不低的火器配备率，但大部队，尤其是广大地方军队，依旧以冷兵器为主。

其次，明代火器数量和种类虽在不断增多，但火器的总体质量在持续下降。尤其是在明代中后期国家财政吃紧后，粗制滥造就成了火器的常态。

再次，明军对火器使用的训练不足。除神机营等以火器为主的部队外，绝大多数明军常练的还是冷兵器，而非火器。

最后，在明军火器实力停滞，乃至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吃了火器之大亏的敌人们反倒增强了自身的火器配备率。

明朝火器究竟有多厉害

明代中前期是中国火器发展的一巅峰时期，领先世界，永乐朝以后至清代火器的发展与世界先进火器的差距越来越大。

明代主要的火器部队就是‘’神机营‘’，神机营是明军禁卫军三大营之一，是专门装备火枪、火炮的特殊部队。开启了世界火器部队的先河。清朝也使用了明朝的军制，也专门设有火器部队。

永乐八年(1410年)征讨交趾(今越南)时，朱棣获得了火枪火炮相互配置的使用方法，特设置神机营练习。明成祖在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神机营也成为明军的一个兵种。该营是京军三大营之一(其余两营是五军营及三千营)，装备有火枪、火铳等，后期又添置火绳枪。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处于领先地位，比欧洲最早成为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创建于1510年)，要早一个世纪左右，是明代早期火器部队领先于世界的佐证。

明代宗朱祁珏(景泰帝)在位的时候，郭登在大同曾造用于防守的偏厢车。辕长1.3丈，宽0.9丈，高0.75丈，厢用薄板，上置铳，编配10人使用，出则左右相配，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

之后成化、嘉靖、隆庆年间均造过偏厢车，隆庆三年(1569年)，戚继光在蓟州曾造过偏厢车。其式――只用向外面一厢，每辆重600斤以上。

不久明军守辽东广宁时，魏学曾又作改进――每2辆中设拒马枪1架，填塞间隙，车架上下用棉絮布帐围之，可以防避矢石，车上载佛朗机2挺，下置雷飞炮，快枪各6杆，每架拒马枪上树长枪12柄，下置雷飞炮，快枪各6杆，每车用卒25名。孙承宗车营所用偏厢车大致与之相同。

火器曾为明朝建立发挥重要作用，朱棣五次北征神机营皆立大功，以及后期的明朝和日本的战争中也起到关键作用。

我们发明的火药，到了明代的时候已经长足进展，明代初中的火器发展和使用居于世界前列，后期就一般了，越来越赶不上潮流。以功能为主的形态造型设计此类火器形态大多出现在明代火器发展的成熟期。当时的人们对火器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因此其形态造型更符合使用功能。

比如其中的鸟铳和将军炮是这个时期代表性的火器，其形态造型相较于早期的火器更加简洁明了，更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对火器形态造型的认识。鸟铳：鸟铳是明代后期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由铳管、瞄准装置、扳机、铳床、弯形铳托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