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皇后都是平民
封建社会礼法严苛，等级森严，最为讲究尊卑贵贱，这使得男女婚配最为看重门当户对，家世背景乃是第一位的，其他诸如外貌才华什么的，都得往后排。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为什么明朝皇后都是平民(速看)，欢迎参阅呀!
为什么明朝皇后都是平民(速看)
皇后大都出身于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家族。但纵观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一个朝代颇为“特立独行”，几乎所有的皇后都是出身于平民。这个王朝就是明朝。
有些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纯属杜撰，那我们就来随便举几个例子：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我们最为熟悉，人称“大脚马皇后”，乃是红巾军郭子兴的义女，郭子兴当时虽有个元帅之名，实则小打小闹，不成气候，这个出身算不上高贵吧!
明宣宗朱瞻基的皇后胡氏乃是低级军官家庭出身，其父“父凭女贵”也才官至三品，不值一提，胡氏逝世后，宣宗又立孙氏为后，这次就更“离谱”了。
孙氏的父亲只是一名刀笔小吏，连品级都没有;当然，最出名的非正德皇帝莫属，正德皇帝与“灰姑娘”的爱情故事至今还是大荧幕的“常客”。再比如崇祯皇帝的皇后周氏也是平民出身，其他几朝的皇后情况也都相差不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有些杠精会跳出来说明成祖朱棣的皇后可是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女儿，这你咋不说呢?请注意，徐氏嫁给朱棣时，朱棣还是亲王之身，若不是他发动了“靖难之役”，徐氏是不可能成为皇后的。那明朝皇后为何大都出身于平民呢?
这其实源于朱元璋的一道诏令，据《明史·后妃传》记载：朱元璋登基后即修纂《女训》作为管理后妃的“家法”，他在其中规定：“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而朱元璋之所以会定下如此特殊的规矩是为了防止出现“外戚干政”的情况。
自古以来“外戚干政”就是王朝由盛转衰甚至灭亡的重要原因：唐朝由盛转衰始于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就是因为外戚杨国忠干政所引起的;西汉外戚王莽更是改朝换代，建立新朝!其他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
而历朝历代为了避免出现新皇初立，母强子弱，外戚干政的情况也是“各出奇招”，最狠的当属“立子杀母”，据《汉书》记载：汉武帝立子刘弗陵而杀掉勾戈夫人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外戚干政的情况。
纵观历朝历代虽都有避免外戚干政的方法，但外戚为祸仍然屡禁不止，唯有明朝在二百七十六年的国祚中，从未发生过外戚干政的情况，原因就是朱元璋从根源上断绝了外戚做大的可能!
那明朝如此选后是否太过草率?恰恰相反，明朝虽规定皇后需出身于平民，但对于选后的标准却是一点也不含糊，明朝选后共有四轮，首先进行“全国海选”。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品行端庄的适龄少女带回京师，这些少女入宫后还要进行三轮考核，从外貌到体态再到嗓音等逐一筛选，标准高到令人发指!
试想一下，举全国之力只能选出一个皇后，纵然这个皇后出身平民，却也是不逊色于官宦人家的小姐，甚至犹有胜之，官宦人家的小姐虽出身尊贵，却是选择余地极小，哪能比得上全国范围内选出来的“佼佼者”呢!
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大明王朝最为“特立独行”，称得上历朝历代中最为“硬核”的王朝，明朝十六帝虽然也出过一些昏庸无能之辈。但无论皇帝多么不成器，整个国家都极有骨气，纵观整个大明王朝，从不和亲、从不议和，面对外敌从不屈服，就在明朝“日落西山”之际都能击败有着“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
明朝空印案是什么
发生背景
按明朝规定，每年各部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朱元璋时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到南京来报送账册。当时上缴的是实物税款即粮食，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出现账册与实物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事件。稍有错误就要打回重报，江浙地区尚好，而云贵、两广、晋陕、四川的官员因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这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习惯性做法，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
事件经过
朱元璋发现空印这种做法后，极为敌视。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严厉地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发生“空印”事件后，史载，朱元璋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欺罔行径，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
同年有星变，朱元璋下诏求言，有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郑士利兄，乃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受空印案连累坐牢，为避免被认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郑士元出狱后，郑士利这封上书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郑士利上书数千言，言数事，其中空印事尤详。
郑士利认为，陛下欲治罪这些空印的官员，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纸，弄虚作假危害老百姓，但这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四个观点 ：其一，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与一纸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其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其三，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但是，立国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其四，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能位至郡守的官员，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这些官员并非草菅可割而复生。
朱元璋看罢郑士利的上书后，大怒，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后主使者。郑士利笑道 ：“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最终没查出幕后主使，郑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员没有因此被赦免，就连已经释放的郑士元也受此连累被抓起来流放了。
处置结果
《剑桥中国明代史》：“有些材料说，在空印案中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
《明史·郑士利传》：“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并充军远方。”
方孝孺《叶郑传》：“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
吴晗《朱元璋传》：“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一》：“叶伯巨郑士利传”载：“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
柏桦《朱元璋与空印案》：“因此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应该超过千人。按照当时的官制，官吏总数约2万人，惩处千人，占官吏总数的5%，足以引起轰动效应。”
与郭桓案共计杀七、八万人说及杀数万之说，是当前最通行的说法，大多数与朱元璋有关的论著都采取此说。
明朝塞王是什么
塞王指明朝在尊王攘夷思想下制定的镇守边塞扩土开疆的藩王，即从东到西是指韩王、沈王、辽王、宁王、齐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安王、秦王、庆王、肃王。“皆塞王也，莫不敷险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同时，还经常派遣宗王出边巡狩。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命齐王槫率护卫骑兵于开平近地围猎。
”在开平卫(上都城)周边地带围猎，时间大约在当年的三月至八月，名为围猎，主要为了围剿残元军队继承元朝岭北行省，这是朱元璋宗王出镇制度的一个具体表现。既“我若征你，不胡乱去，一程程筑起城子来，慢慢的做”的打法，洪武三十年夏四月，朱元璋敕谕晋王“备边十事”，包括检阅开平地区的驻军情况，设置斥候，开展屯田生产等边务，并交由晋王等全权负责。
明朝大本堂是干什么的
历史沿革
大本堂是明初宫廷藏书处所之一，位于当时南京皇宫东部。关于大本堂设立的具体时间，应在洪武元年十一月，朱元璋建大本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延请名儒教授太子、亲王，因而，大本堂首先是用作为太子、诸王读书之所的。此外，朱元璋还“选民间之俊秀及公卿之嫡子，入堂中伴读”。
大本堂作为太子读书受教育的场所,其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后来太子朱标读书改在文华堂。《明史》卷三十一《礼志》九“东宫出阁讲学仪”条下说“太祖命学士宋濂授太子、诸王经于大本堂，后于文华后殿”，卷七十三《职官》二“詹事府”也说:“洪武初，置大本堂，供太子、亲王读书。已而，太子居文华堂。”文华堂当是文华后殿之名。太子朱标迁至文华堂之后，诸亲王也从大本堂离开，回到各自府第读书。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二十称:“国初置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皇太子、亲王.....其后，皇太子读书在文华殿，而亲王则出就所居府。”
机构职能
大本堂不仅是太子、诸王读书学习之所，也是明太祖与臣下讨论国事的场所。他尝召宋谚“议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另外，明太祖常常亲临堂中,与东宫各官员商榷古今，评论文字。
既然是读书学习之所,大本堂当然应该有藏书。大本堂中的藏书来自当时宫中，亦即从宫中选取适合用作教导之书存贮其中，而非将宫中所有之书都移置其中。由于洪武元年宫中藏书不太多，移入大本堂的书也不可能太多。这些书主要包括一些经史类的典籍，据《馆阁类录》载:“(洪武二年夏四月)己已,命博士孔克仁授诸子经....上谕之曰....联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可见朱元璋对太子、诸王的读书范围是有限定的，主要为有益身心与国家统治的传统经书和史书。
事实也是如此，洪武元年，朱元璋曾问朱标最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朱标回答说：“昨讲《汉书》七国叛汉事。”另外，《明史》载：“詹事统掌府、坊、局之政事，以辅导太子。凡人侍太子,与坊、局翰林官番直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诸书。”《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三月)庚子，上命皇太子观《元史》世祖时事，告之日：“世祖虽能立国，而制度甚疏阔，礼乐无闻，故政事不及汉唐;况能复古乎?”说明太子、诸王所读以传统经史为主。另据苏伯衡《苏平仲文集》载：“今大本堂有《鹅群帖》，大令真迹也。”可见大本堂还藏法帖，想来是为教太子、诸王习书法所用之教材。
明朝的中都城在哪里
公元1375年4月，一如既往的春意浓浓，47岁的朱元璋衣锦还乡，带着开国者无限的自豪，朱元璋脸上春风得意。此次回乡，阵容庞大，仪仗齐全，俨然是真龙天子的威仪。这是他征战多年，当上皇帝后的第一次返乡，此行的目的是祭扫父母的陵墓，还要亲自视察中都皇宫的修建状况。
车驾进入洪武门，踏上洪武街，横穿云霁街，进入大明门，两旁的部府建筑仍在进行最后的紧张施工。
穿过宽阔的凸字形广场，入承天门，正式进入紫禁城，再经端门，过外金水桥，来到了午门前，朱元璋喝令车驾停下，挑帘下车，徒步观看，只见高大的午门上仪凤楼巍峨耸立，琉璃大屋顶在阳光下显得金光闪闪，正吻、截兽、鱼龙海马等琉璃装饰物件森严有序，步入门券内，两旁须弥座拦板上龙凤等的雕刻更是巧夺天工。
百步之后，进入了奉天门，开阔的广场上，一座巍峨高大的重檐庑殿顶建筑跃入眼帘，奉天殿是朱元璋平生见过的最大的宫殿。朱洪武被震动了，宫殿台基上的每一块石构件都雕刻了精美的花纹，栏板望柱的雕刻不仅精美，而且花样繁多，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奉天殿每一处局部都令人赞叹。
更令朱元璋惊叹的是，巨大的石础上雕刻了一圈高浮雕蟠龙，紧紧圈绕着巨大的金丝楠木木柱。大殿内各种木制构件散发着各自的木香，地面局部的反光映射在极其繁复的天花藻井上，奉天殿内部金碧辉煌却又显得有些阴森恐怖。
穿过奉天殿后，是一座四方攥尖顶的建筑——谨身殿，再后面的是与奉天殿相似的谨身殿。饱览皇城中的核心部分——前朝三大殿后，朱元璋站在三大殿高高的台基上，放眼望去，红墙黄瓦、高低错落、各类宫殿尽收眼底，整个皇城建筑布局严谨有序、蔚为壮观。
这座精致的皇城虽然还未全部完工，但已经粗具规模，不用多久便可竣工使用。面对这一切，朱元璋自己也有些吃惊，他没想到中都宫殿建造的如此的奢华。农民出生的他从小就丧父母兄弟，后来当过和尚，也是在颠沛流离中长大，一向标榜简朴务实的朱元璋，怎么在自己的家乡建造了这么奢华的宫殿?
想到这里，朱元璋一丝悔意涌上心头。回想七年前，当他刚称帝的时候，建都的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而此时大臣的意见都不统一，最后经过朱元璋的深思熟虑，终于决定在龙盘虎踞的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建都。然而朱元璋似乎并不满意，好大喜功再加上强烈的恋乡情结，朱元璋下令确定自己的家乡临濠为中都。而后他又不顾很多大臣的反对，力排众议，决定要在临濠建造一座完整、庞大的城池，一座都城!
为了把情结推向极致，朱元璋还要重修父母的陵墓，改为皇陵，由此，中都城正式诞生了!而此举遭到了他的第一谋士——刘基的坚决反对，刘基早就上书劝告朱元璋：“凤阳是帝乡而不是帝都，营造这样一座宫殿不仅劳民伤财，更不适合开国之初的政治风格”。可那时的朱元璋已经是头脑发热了，对于刘基多次的劝告置之不理，反而产生反感，甚至怀恨在心。
事实上，在开国以后，朱元璋与刘基的关系就已经疏远，况且刘基当时已经七十多岁，因为与李善长不和，不久后便告老还乡了。可以想象，刘基当时年世已高，即使反对营建中都，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命令左丞相李善长全面负责营建中都事务，大将军汤和等率领大批军队和工匠民夫“百万之众”赶赴中都抓紧营建。经过六年紧张施工，中都工程已完成的项目有：中都城、禁垣、皇城、宫殿、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太庙、大社稷、圜丘、方丘、日月山川坛、观星台、百万仓、公侯第宅、军士营房、功臣庙、历代帝王庙、城隍庙、会同馆、国子学、鼓楼、钟楼等，应该说一个都城的所有主要设施和配套设施都基本齐备了。
朱元璋为什么任命李善长、汤和两人负责营建中都呢?不仅因为他们是功勋卓着的开国功臣，办事能力强，而且是朱元璋的同乡，所以接此差使必然热情高涨。如今看来，李善长等为了讨好皇帝，已经将这座中都宫殿建造的过于奢华了，甚至超出了皇帝的要求。
朱元璋自己并不太懂营造，而是授意李善长等能造多豪华就造多豪华。中都建筑所用的木材，不仅用尽全国各地的上等木料，甚至还遣使到四川的附属国“求大木(巨大的主柱木材)”。建社稷坛时，又命工部到直隶、应天、河南等10余省取“名山高爽之地”的青、黄、赤、白、黑五色土，建筑墙体先用白玉石须弥座或条石做基础，上面再垒砌大城砖，城砖由长江中下游的22个府70个州县及中都各卫所负责制造。
砌筑时以石灰、桐油加糯米汁做浆，关键部位甚至“用生铁溶灌”。所有的木构建筑“穷极侈丽”，画绣的彩绘鲜艳夺目;所有的石构建筑“华丽奇巧”，雕镌的图案精美绝伦。中都城所耗用的财力物力难计其数……
由于营建标准太高，工程进度缓慢，朱元璋按捺不住了，所以这才亲往中都视察督建。经过八天的四处视察，朱元璋发现民怨四起，反对建设中都的呼声越来越高，就连在军队和工匠中也怨声载道。确实，中原地区战事多年，民不聊生，军队也疲惫不堪，大家最期待的是休养生息。而他们绝望了，中都的建设就像另一场巨大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朱元璋此时才想起了刘基的劝告，看来营建中都不光花光了国库的银两，更严重动摇了民心。带着一丝忧虑，朱元璋亲自到中都圜丘告祭天地，亲自写了《中都告祭天地祝文》：“土木之工既兴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然今功将完成，戴罪谨告，惟上帝后土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