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为何很少穿龙袍
说起龙袍，本质上就是工作服。皇上的工作服叫龙袍，大臣的工作服叫官服。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宋朝皇帝为何很少穿龙袍(原因)，欢迎参阅呀!
宋朝皇帝为何很少穿龙袍(原因)
这个和宋代初年的审美观念有直接的关联，当时认为朴素典雅是一种很高尚的美，从现在看当时流传下来的画风，诗词，建筑，陶瓷器皿，甚至宋代皇帝的陵墓，普遍的风格都是简约。
因为经过大唐的繁华盛世，也经历过骨肉分离的五代十国战乱，在此之后，不再追求奢侈铺张，所以即便是贵为天子的大宋皇帝，也不会在这方面大动心思，所谓繁华过后的平淡，这也适合时代的要求。
那么不穿龙袍穿什么呢?从宋代给皇上的画像中可以看到，就是一件简单的大红色或者淡白色的袍子，在腰部有一根黄色或者红色的腰带，帽子和鞋是黑色的，都没有任何的装饰，所以这一身着装是非常简约的。
另外，无论哪一个朝代，“朕”这个称呼是皇帝专用，除此之外，任何一个人用都会以谋反论处，这样一个独有的称呼，宋代皇帝却放弃了。曾经有人因为这件事，问过宋代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的解释很简单，意思就是说自己能够当上皇帝，无非就是陈桥驿的黄袍加身，很多人都是当年一起出生入死，一起同吃睡的弟兄，在他们面前自称为“朕”，觉得很不好意思，也没有必要，所以就自称为“官家”。
宋朝被贬官到岭南的著名官员
据宋人陆游《避暑漫抄》记载，赵匡胤曾在太庙夹室内立太祖誓碑，要求后世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故而形成宋朝特有的优待士大夫之风。宋朝官员只要不是犯了重罪，极少被判处死刑，最多只是贬官流放，而岭南则是宋朝流放官员最热门的“目的地”。
有宋一代，被贬官流放者数量极多。据有关学者统计，史料记载被流放到岭南且有名有姓的官员，至少有491人，其中不乏宰相、执政之类的高官，他们被流放的原因不一，有的是触犯刑律，有的是惹怒皇帝，有的是党争失败，其中比较著名的高级官员有：
卢多逊，河南沁阳人，太祖年间任参知政事，太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秦王赵廷美谋反案，被贬崖州(今属海南)，病逝于贬所。
胡旦，山东惠民人，太宗年间任知制诰，因卷入王继恩等人谋立皇帝案，触怒继位的宋真宗，被贬浔州(今属广西)。
寇准，陕西渭南人，太宗年间任参知政事，真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天禧政争和谋划太子监国一案，被贬雷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丁谓，江苏苏州人，真宗时官至宰相，因擅权独断，被贬崖州(今属海南)。
从宋哲宗新旧党争激化开始，北宋贬谪官员进入一个高峰，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得意，被贬官员几乎都被贬往岭南一带，其中新党骨干、宰相蔡确被贬岭南，是宋朝第一个未触犯刑法而被贬到岭南的高级官员，正式开启了岭南作为流放官员“热门目的地”的经历。
蔡确，福建泉州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旧党(保守派)打击新党，蔡确被贬地方，后又因“车盖亭诗案”被诬陷，贬新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章惇，福建南平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被贬岭南;宋徽宗时，再度被贬雷州(今属广东)。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执政，大肆打击报复旧党，元祐年间的元老重臣几乎都被贬到岭南：
苏轼，四川眉山人，官至翰林学士，先后被贬惠州(今属广东)、儋州、琼州(均属海南)。
苏辙，四川眉山人，官至宰相，先后被贬雷州(今属广东)、循州(今属广东)。
梁焘，山东东平人，官至尚书右丞，被贬化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刘挚，河北沧州人，官至宰相，被贬新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吕大防，陕西蓝田人，官至宰相，被贬循州(今属广东)，死在途中。
宋徽宗崇年年间，蔡京用权，大肆排斥异己，制“元祐党籍”，立“党人碑”，黄庭坚、任伯雨、陈次升、范正平等一大批官员纷纷被贬岭南;靖康之耻前夕，钦宗继位，追究蔡京、童贯等权奸祸国殃民之责任，蔡京、童贯一党又纷纷被贬岭南。
南宋时期，党争不像北宋频繁，却进入君主独裁和权臣政治阶段，政见不合，便动辄贬逐官员。
南宋无论统治时间、疆域版图，还是人口总数、官员总量都不如北宋，但被流放到岭南的官员人数却是北宋的两倍之多。
宋高宗和秦桧狼狈为奸，赵鼎、李光、胡铨，都以正直著称，因是秦桧政敌，都被贬往岭南。宋宁宗、理宗年间，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贾似道先后擅权，被贬岭南者更多。
宋朝为何能使百姓的人均财富增加了3倍多
农业
赵恒在位时，铁制工具制作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
宋真宗本人对农业十分重视。在景德三年(1006年)下诏要求各级地方长官官衔上一律加上“劝农使”或者“劝农”等字，鼓励农民努力务农。又在景德二年作《景德农田敕》这部农业法规，以此规范农业生产和流通中的各种事项，并在后面很长时间内一直沿用。
同时，大量印刷各种农业书籍分发给各地方官，让他们认识农事，并大力在推广高产作物占城稻。亩产量从唐代的2石(158640克)提升到北宋初的3石(227800克)，至南宋更是高达5、6石(379800克-455760克)。垦田数目提升到524，758，432宋亩，突破唐代5亿亩的最高值。
增加征榷
宋真宗政府对所征收各种禁榷和商税作了严密的规定，每个商业税征收点(税场)都立了一个原始的定额称为“祖额”，一个按实收数确立的定额称为“近期”。每届和每年都会对比，以此来奖惩官员。宋真宗时期规定所带的是商业税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如酒类税在至道三年(997年)仅有121万贯，但到了天禧三年暴涨至901万贯，增加6培有余。同时政府规定各地应向中央缴纳那种物资的数额，使中央财政有了保障。
但遇到灾变时规定执行不是很严格并会有修正，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七年时候遇到蝗灾。真宗下令成立详定茶法所，修订税法，否决三说、四说法，并作出弛禁通商的重大决策。
减免徭役
咸平元年(998年)四月十六日宋真宗下令，凡是远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掉，因为欠钱被抓进监狱的一律释放。三年后，让各地认真核查落实，最后统计结果，共免除各处各地赋税一千余万贯石匹两等，宋真宗还亲自审问因欠钱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又释放了2600多人。免除债务达260万。并让有关部门重新审问有关拖欠政府钱物档案，凡有冤屈的重新处理，老百姓纷纷称赞宋真宗。
后宋真宗多次下诏要求免除或减免各地赋税，用以赈灾和其他用途。如咸平四年(1001年)闰月十八日，河北发生饥荒，减免赋役，并发粮食以赈灾。另外下令减少服徭役的人数，根据咸平四年统计，此次共减少195,802人。恢复死刑复核，释放大批宫女等。
手工业
景德年间，专门制作瓷器的地方(原名白崖场)的昌南镇遂改名为景德镇，贸易盛况空前。
宋朝房价怎么样的
房价高，百年买不起
宋朝时期，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频繁，致使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密度竟然高达3.5万人每平方公里，远超今日的北京上海。
高密度的人口导致一些大城市房屋供不应求，房价自然居高不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
宋朝文人王禹偁写过一篇《李氏园亭记》，讲到当时首都开封的地价很贵：“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一尺地一寸土，跟金子一个价钱，地价如此之高，房价可想而知。
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在开封买过一所普通住宅，就花费了9400贯，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公务员不吃不喝工作260年左右的工资。难怪像苏东坡这样的大诗人一直以租房为生，连儿子结婚都是借的房子，因为实在买不起啊!
买房不经过中介，与盗贼同罪
而且《宋刑统》中还规定：房地产交易必须找“房牙”经手，否则按照盗贼论处。
“房牙”相当于现在的房屋中介。也就是说，你买卖房子必须经过中介，否则就会按照房子的大小被处以杖刑。
为什么要做这种规定呢?
假设你在宋朝要买一套房子，那么根据当时的规定，你除了要付房子本身的价格，还需要付“契税”和各种“过户”所需要的杂费。“契税”在江南有些地区可能高达15%到16%，而当时房价那么高，“契税”也就成了另一笔不小的支出。
好不容易才攒够了买房的钱，谁还会想再多付一笔费用?所以很多市民会选择私下买卖，不“过户”不“办证”，自己买卖房契了事，官家自是没有地方收税。
于是为了避免这种逃税的现象，便有了这项规定。所以“房牙”在房屋交易中，不仅是中介，同时还是担保、估价师、登记代理人以及税务稽查。
敢涨价就罢官的“廉租房”
除了承担房屋的价格，还得付出高额的契税和中介费，这让普通市民更买不起房了。
买不起房也不能让市民露宿街头呀，于是为了社会的安定，北宋政府特地设立了负责出租政府公房的管理机构——店宅务。
店宅务会将由政府修建的或是哪个家族断了香火无主的房屋统一管理，向有一定经济能力但还买不起房的民众低价出租。据史料记载，宋神宗年间，开封宅店务管理的房屋可达到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间，其中宅院一百六十所，可见规模之宏大，应当解决了不少居民的住房问题。
宋朝爆发400多次农民起义为什么都没事
宋朝自建国之日起，就不得不面临着双线作战的窘境，北方先后有辽、金、蒙古等强悍政权崛起，而南方则有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王国。
早在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俩南征北战的开国初期，宋朝就出现了王小波起义，仅仅在十天之内兵力已经达到数万之众，这在历朝历代都是非常少见的，毕竟农民起义通常会出现在一个王朝统治的末期。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明朝。明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是宋朝的一个延续，因为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打的正是反元复宋的旗号，义军领袖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的八世孙，他们建立的政权也依然以“宋”为国号，而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正是小明王的部将。
鉴于历朝历代败亡的教训，靠着农民起义得到江山的朱元璋，自然也担心呕心沥血所创建的大明王朝有朝一日也会落得个被起义推翻的下场，所以，开国之初，朱元璋就采取了一系列的休兵养民的政策，同时减免税负，严惩贪官，最大限度的让农民能够安心生产。不仅如此，这位放牛娃出身的皇帝，甚至专门下旨允许百姓直接闯进县衙绑缚贪官进京治罪。
然而朱元璋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费尽心思创立的各种制度，最终还是没能为子孙保住江山社稷，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大一统时代的明朝宣告落幕。
明朝的灭亡虽然有清军屡屡叩关的因素在内，但主因还是土地兼并、贪官横行引发的农民起义。奇怪的是，宋朝的农民起义次数远比明朝多的多，但宋朝却并未伤筋动骨，如果不是蒙古南下，宋朝的统治很可能会继续下去。
据统计，在两宋统治的319年里，共爆发了434次农民起义，平均每年1.36次，其中甚至不乏像王小波、方腊、钟相杨幺等聚兵数十万的大规模起义。
特别是钟相、杨幺的起义，发生的时间节点还是在金兵南下，南宋统治一盘散沙的时候。但这次席卷洞庭湖区7州19县，拥众20万的起义不仅没能对宋朝造成威胁，反而很快就被宋军平定。
单就对外作战的军事战果而言，被后世诟病的宋朝显然无法与明朝相提并论。但宋朝在平定内部起义上，显然远比明朝高明，前者成功平定了400余次起义，而后者却最终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那么明朝和宋朝的差距究竟在哪呢?其实就2个字—抑商。
自从商鞅在秦国变法开始，重农抑商就成为历朝历代所推行的基本国策，因为我国的封建王朝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民以土地为生，一旦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路，要么饿死要么造反。
但宋朝却是个另类，它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既不抑制土地兼并也不抑商业的朝代。前者导致了“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但后者却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失去土地后，还可以经商，可以成为雇工赚取工资，不至于生活没有着落。
宋朝的财政收入有70%来自工商税，只有30%源自田赋，遇到灾荒间，很多遇灾农民甚至选择参军赚军饷度灾，所以，并非大一统王朝的宋朝，仁宗朝时兵力高达125万9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