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男子盛行簪花的原因
宋朝男子盛行簪花的原因到底又是为什么的呢?小伙伴们可有了解过?不妨一起来关注下吧!那么，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宋朝男子盛行簪花的原因(简介)，欢迎参阅呀!
宋朝男子盛行簪花的原因(简介)
宋代男子簪花习俗的源泉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诗经》中就早已有了对花卉寓意的表达并以此来形容自己。在古人们看来，花朵本身具有着美好的象征，在人们看来，簪花不仅仅是因为花朵本身的艳丽婀娜，更是代表了一种吉祥的寓意，因而被人们争相插戴。在宋代，男子簪花的习俗更是达到了顶峰。
宋代男子簪花习俗更多的是源自唐代重阳节男子簪花的习俗以及宫廷娱乐活动中男子簪花的继承和发展。最早记载男子簪花的史实在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中可见：“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其意思就是南北朝时期的美男子潘安和陆远等人，喜好在朝冠上插花，从而走路时颤颤巍巍，十分风流，因而被当时的女子们所倾心。
科举制度中就有着对于及第进士，皇帝会特赐一朵花来奖励士子们及第。同样的，皇帝也会在特殊的节日或者日常生活中对官员，文人等赐花，这对于被赏赐的人以及他的家族都有着极高的荣誉。
到了宋代，由于重文轻武的政策影响，以及社会的进步，文人士子地位空前提高，士子们簪花被看作重性情而不拘小节，通过簪花表达自己狂放不羁与众不同的性格，簪花的习俗就因此进一步被发扬。每逢士子及第皇帝便会赐花赏赐，或者宫内重大节日典礼皇帝也会赐花给官员甚至是亲自簪花与官员进行互动，这就使得宫廷文化中君臣簪花同乐的制度不断发展起来。
而受到宫廷影响，民间对于花的喜爱也是与日俱增，在宋代众多的诗词中男子簪花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宋代无论什么阶层，无论男女老少，簪花已成为常态。尤其到了南宋时期。关于皇帝赏赐花朵，官员簪花上朝的礼节也都有着明确的条文制度。
首先在节日期间，男子簪花有着不同的花种，就比如在重阳节之时，男子会在头上插戴茱萸或者是菊花。由于簪花的习俗，以至于到了南宋时期，在都城临安甚至出现了花卉产业。除了节日之外还有皇帝举办庆典，会有赏赐官员花朵，君臣共同簪花得场面出现。宴会之时男子簪花，而在宴饮游戏中时，男子簪花会使得整个宴会气氛更加热烈。
《宋史·礼志十五》：“礼毕，从驾官、应奉官、禁卫等并簪花从驾还内。” 宋廷专门规定，皇帝赐花百官，以罗花最贵，宰执以上官方可得之;栾枝次之，赐以卿监以上官;绢花赐以将校以下官。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
据《梦粱录》记载，皇帝祝寿御筵毕， "赐宰臣、百官及卫士、殿侍伶人等花，各依品位簪花。后罗花亦赐百官。
《宋史·舆服五》：“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太上两宫上寿毕，及圣节、及锡宴、及赐新进士闻喜宴，并如之。
朝廷的簪花礼仪向下传递给了社会，随后就会成为一种全民性的簪花活动。
而在民间，文人之间举办得宴饮活动并无官方一般有着严格得流程，以及要求。民间宴饮活动多是文人士子宴会之时随性之举，也表明了，民间宴饮簪花的广泛流行和分为之浓厚。
宋朝经济这么繁荣为什么不能称为盛世
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是指统治宽松、吏治清明、轻徭薄赋、百姓安居乐业;更需要四海疆域统一、文化自信犹存。盛世也是指历史社会上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更表明一个国家内政外交均有建树的状况。
宋朝在历史上的记载是有几个盛世的，只是宋朝对外战争武功太差，更千年大耻靖康之耻的记载，因此国人从内心里不能接受宋朝有过盛世。
景德元年时期，宋朝用每年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皮绢活的燕云十六州中部分州治权;财政收支也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军事战略上，咸平四年，辽军攻打长城口，被击败，丧师两万，咸平五年，以及咸平六年在大战方面节节败退;对西夏作战“镇戎三败”，对契丹人讹诈“庆历增币”;一定程度上说宋朝的统治较为一般，若想媲美唐朝时期的盛世还是有一点距离。
宋朝经济是发达，但因为中国不统一，战争连绵，从建国开始就一直打，打到亡国为止，都没有休息过。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的中心，又称汴梁、汴京，为宋朝国都长达168年，历九帝，是当时著名的文化、经济、艺术、政治中心，其繁荣程度，后世难以企及，还是中国最早有犹太人定居的城市。
偌大一个大宋王朝，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却犯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错误，空有宝山在手，且没有保护它的实力，被任意蚕食。
宋朝的人口虽然也有大量增加，但宋朝自始至终都没有完成大一统，南宋时期更是只剩下半壁江山。
加上宋朝开国以来制定的重文轻武国策，使得宋朝军队虽多，但战斗力始终感人。宋朝财富虽多，但在周边辽金夏蒙的眼中，只是一只待宰的肥羊。
而两宋也是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冲击下走向灭亡的。
所以，一个时刻生活在胆战心惊中的政权，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盛世。
南宋时期为什么皇帝频繁禅位给太子
我们知道，中国在上古时期是实行禅让制的，即儒家所心向往之的王道理想——三代之治。尧将帝位禅让给舜，舜将帝位禅让给禹，这就是所谓的“大同社会”。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自禹之后，传子不传贤，进入所谓的“家天下”，儒家谓之“小康社会”，即“天下为家”的礼乐社会。
当然，尧舜禹的时代还处于部落联盟时期，这时的禅让是可以传给不同部落成员的，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到了家天下以后，王朝成了一家一姓之天下，传帝位只会传给自己的儿子。而能够继承帝位的人选，从理论上来讲，无疑是嫡长子。
嫡长子虽然是储君，但必须等到皇帝驾崩以后才能顺利继承帝位。如果皇帝在世，而嫡长子继承地位的，那一定是由于禅让的缘故。相比于尧舜禹时期的禅让，我们将这种皇帝生前提前传帝位于自己儿子的行为称为“内禅”，即在家族内部进行。
提起“内禅”，我们就不得不提起南宋。
当然，其他朝代也不乏这种例子，如李渊让位于李世民，乾隆让位于嘉庆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个案，最为典型的还是南宋，能够成为一种现象，一种政治文化。如在南宋时期，皇帝特别喜欢搞禅让，出现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内禅”的事件。
其实，我们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宋徽宗时期，就会发现，这时候已经出现这个苗头了。如我们所熟悉的靖康之难，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宋钦宗。面对来势汹汹的金人，宋徽宗胆怵了，为了不当亡国之君，便将帝位提早传于儿子宋钦宗。
而这个宋钦宗呢，对皇位不仅不动心，还哭哭啼啼的，仿佛让人觉得当皇帝跟上战场似的。其实这个宋钦宗可不傻，自己此时当皇帝无异于是接过一块烫手的山芋。他聪明是聪明，只是聪明过了头，只剩下了自己的谋算。殊不知自己也是赵氏子孙，难道不应该肩负起守土安民、延续祖宗基业的重担吗?似乎他忘了，这是他作为赵氏儿郎所不容推却的使命。
其实，这父子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所谓的“父不父、子不子”是也。最后，金人攻破东京，将赵宋皇室悉数掠往北地，只剩下康王赵构这一条漏网之鱼，最后在一帮老臣的拥护下，登上帝位，建立了南宋王朝。
一、高宗禅让
宋高宗即位以后，定都临安。当然，这时的情况我们都熟悉，就不再一一赘述。在与金人达成合议之后，两国倒也相安无事，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只是朝廷上秦桧一手遮天，排斥异己，将整个朝堂搞得乌烟瘴气。
我们常说这时期分为两派，即主战派和主和派。
当时朝廷的主流政策是消极的防御政策，即主和，不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且人若犯我，我也笑脸相迎，割地赔款了事而已。其实有一个道理是非常深刻的，那就是“以战止战”，所谓的“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以战争求和平则和平存”就是此理。可惜当时的主和派只贪图于一己之私利，根本罔顾这个道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当了36年皇帝以后，宋高宗感觉到疲倦了，便以“倦勤”为由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养子宋孝宗赵昚。其实，这时的赵构还是年富力强的，因为他禅位以后又活了二十五年，直到1187年才驾崩，享年81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够上排行榜前五名的。
二、孝宗禅让
如果说南宋还有明君的话，那么这个赵昚算是个不错的皇帝了。他在即位以后，为岳飞平反，积极任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恢复中原。在内政上也颇有作为，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打击贪腐;在民生领域则重视农业生产，轻徭薄赋，使得百姓能够富庶安康，史称“乾淳之治”。后世对他的评价甚高，称“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赵昚当然是一位积极有为的皇帝，在任期间发起了“隆兴北伐”，可惜功败垂成。其实个中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由于一批老将的离世，这时已经几无可用之将，因此失败在所难免。难怪乎后人总结道：“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失败后，赵昚逐渐转向内政，不再向外用兵，不过这时期的国内经济还是达到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水平。
1187年，赵构驾崩。闻讯后，孝宗泣不成声，连续两天未能进食。为了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表示要服丧三年，在此期间让太子赵惇参预政事。两年后禅位于赵惇，是为宋光宗。1194年，赵昚驾崩，终年六十八岁。
三、光宗禅让
说起这个光宗皇帝，一生可谓是乏善可陈，几无可称之事。他在位五年，终年54岁，几乎没有干过什么大事。
说起这个赵惇，也真是可怜，年纪轻轻就得了重病，时好时坏。而更悲惨的是他有一个不安分的皇后李凤娘。这个李后可不是什么善茬，生性嫉妒不说，还十分热衷于权力。因此赵惇病重，可以说是正中其下怀，如此自己便能干预政事了。于是，她极力为娘家捞好处，将很多人都封为王，大有当年吕后的风范，但是她可没有吕后那样的权谋，顶多是个私欲过盛的女人而已。
由于光宗生性懦弱，加上李后的欺凌使得光宗整日郁郁寡欢，病情越发的重了许多，逐渐变得疯癫起来，开始滥杀无辜，以至于群臣人人自危，再也无法忍受此种局面。
绍熙五年(1194)七月，大臣赵汝愚、韩侂胄等人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拥立嘉王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但是，这件事，光宗显然是被蒙在鼓里的，因此他极不愿意搬入太上皇所住的寝宫。但无可奈何，木已成舟。
此后，光宗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庆元六年(1200)，光宗驾崩，享年54岁，这对于他或是一种解脱吧，因为此后的南宋王朝权相弄权，江河日下。
我们回过头来看南宋的这种禅让现象，有的是为了甩锅而禅让，有的是因为劳累而禅让，有的是被迫而禅让。
关于宋朝利市是什么
“利市”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词，在宋元人的用语中，“利市”已很常见;明清时期的世俗小说也大量出现“利市”的说法。
宋人罗大经曾在《鹤林玉露》中考证过“利市”一词的来历：“俗语称‘利市’，亦有所祖。《左氏传》：郑人盟商人之辞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春秋时期，郑国国君与商人立有契约：商人不得背叛国家，国家也不干预商人经商自由。“利市”便出现在这份盟约的誓词中，意为“买卖”。
元朝人陶宗仪也在《南村辍耕录》中考证过“利市”的出处：“‘利市’之说，到处皆然。《易·说卦》：巽为利市三倍。”“利市”出自《易传》“说卦”的爻辞，意为“利润”，“利市三倍”意指获得多倍利润，引申为“生意兴隆”之意。
不管怎么说，“利市”的词源，显然跟经商有关。
不过，在宋朝时期，人们常说的“利市”，又有了“赏钱”的含义。按宋时风俗，春节之前，“市井迎傩，以锣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这里的“利市”，即指赏钱。
宋人的婚俗，也有“讨利市”的习惯：成婚之日，新郎官请人抬着花轿到女方家迎娶新娘，新娘子上了花轿，迎娶的队伍照例不肯起步，嘻嘻闹闹，“求利市、钱酒”，女方家给各人派了“利市”，大伙才高高兴兴抬起花轿，送新娘子过门。此处之“利市”，亦是指赏钱，即现在所说的“红包”。
粤语区的人，习惯将“红包”叫成“利是封”。这种用来装“利市”的“利是封”，至迟在宋朝时已经出现了，周密《武林旧事》说，每一年的除夕，皇帝照例要给各位嫔妃送上“岁轴儿及珠翠、百事吉、利市袋儿、小样金银器皿，并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
“利市袋儿”相当于今天的“利是封”，“随年金钱”便是压岁钱。这利市袋儿与随年金钱，“旋亦分赐亲王贵邸宰臣”，也就是说，过年时，皇帝还要给王公大臣发“红包”。
宋人所说的“利市”，还含有“吉利”、“发财”之意。北宋东京有一座香火很旺的万寿宫，据说非常灵验，“宫东之市肆商贾居民，必固邀游街，以求利市，竞争牵挽”。这里的“求利市”，即祈求好运气、好财运。
宋时已有腊月二十四祭灶神、正月初四迎灶神的习俗，南宋人范成大有一首《祭灶词》诗写道：“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祈祷灶王爷年初四带着“利市”归来，开工大吉。宋人又有正月初五迎财神之俗，而在宋人祭祀的众财神中，有一位财神爷就叫做“利市仙官”。现在有些商家还供奉这“利市仙官”。
宋朝人常说的“利市”，既可以指“生意兴隆”，也可以指“赏钱”，还包含有“吉利”、“发财”的祝愿。将这三层含义结合起来：给生意人发“利市”，祝他们在新的一年里，生意兴隆、大吉大利，便是“开工利是”嘛。
这样的“开工利是”，宋朝时已经有了吗?是的。
不过，宋人发“利市”的时间点跟今天略有不同。现在领“开工利是”，通常是在正月初七、初八，因为年后开工的日期就是正月初七、初八，而宋朝生意人领“开工利是”的时间，是在元宵节放花灯的第五夜——古人生活节奏慢，过年的热闹气氛要维持到元宵收灯，才渐渐平复下来。
宋朝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多大
白银作为硬通货，在中国至少有4000多年的历史。尧帝时期，货币种类很多，龟壳、贝壳、珍珠、玉石、布帛等都能当钱花，同样作为硬通货的“金”分为黄、白、赤三种，即黄金、白银和铜。
由于中国产银很少，在唐朝以前，白银的流通量一直不大。西汉时期的国家货币储备主要是黄金和铜，大宗开支往往动用黄金。例如元朔六年(前123年)，大将军卫青征匈奴得胜而归，汉武帝一次性赏给卫青和将士们20多万斤黄金，大约50多吨。
当然，那时的黄金远没有现在的购买力强，一斤黄金才能换三四斤白银而已。大约唐朝晚期，巨量的白银通过对外贸易流入中国，白银货币的流通量随之大增，成为最主要的国家货币储备。这是贵金属的特性决定的，不易锈蚀，比绢帛等物品耐存放。
两宋是中国古代经济最繁荣的时期，白银在民间的流通也更为普及。不过白银主要还是和绢帛一起用于官府的大宗支付，比如军饷支出、官员薪水、赈灾等场合。官府发行一些规格不同的银锭，大的有五十两，小的有一两。
那么一两银子在宋代的购买力究竟如何呢?想了解这个问题，最好先看看铜钱的购买力，再换算一下。因为铜钱才是当时最常用的货币。
大体来说，两宋时期的一两白银折合两贯钱，比较稳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不像流传的说法，古代一贯铜钱就有一千个。事实上，北宋初期的一贯钱是850文，后来又改为770文。南宋孝宗皇帝年间，官方标准又变成一贯钱700文。为了方便计算，我们还按一贯钱1000文。首先看看粮价如何，毕竟“民以食为天”。
粮价会随着收成的好坏出现较大的波动。《宋史》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各地风调雨顺，“诸路言岁稔，米斗七八钱。”也就是许多地方一斗米才七、八文钱。南宋绍兴十三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荆湖岁稔，米斗六七钱。”
当然，那只是个例。灾荒时期的米价高得吓人，一斗米几千文钱都买不到。正常的范围在四五十文到一百多文之间。宋徽宗崇宁年间，一个官员的奏书里说道，“商贾既通，物价亦平;官司上下，无有二价，斗米止百余钱。”意思是一斗米价格不高，一百多文钱。
我们就按一斗米一百文计算。斗是容量单位，各个朝代的标准不太一样，宋代的一斗米有多重，学界说法不一，据说相当于今天的8到10.5斤左右。这里按9斤吧，宋代的一百文钱可以买9斤大米，一斤米11文钱。
那么，一两银子相当于2000文钱，就能买180斤米。
很多小伙伴以前可能听说过，古代的一两银子也就折合今天100元左右，估值太低了。按如今正常的米价，2.5元一斤，宋代一两银子也至少抵得上现在的450元钱。
当然，粮食价格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再看看宋代的肉价。《宋人轶事汇编》提到，宋仁宗年间，北宋的首都汴京的猪肉价大约一斤120文钱左右。京师物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的。而且北宋的一斤比较大。
古代的一斤是十六两。据《民国中原度量衡简史》的说法，唐宋时期的一斤大概相当于如今的750克，也就是一斤半。这样一算，85文钱就能买到一斤猪肉，一两银子则可以买23斤。
不说现在，前两年猪肉价格正常的时候，10块钱左右一斤。相对来说，宋代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就比较弱了，折合200多块钱。这也说明北宋汴京的物价不低。如果拿着银两在乡下消费，它的购买力非常高。
《水浒传》里提到了一些北宋的白银消费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比如第十五回，吴用去石碣村见阮氏三兄弟，交给阮小七一两银子让他置办酒菜。阮小七用这一两银子买了什么呢?足够四个人喝的一坛酒、两只肥鸡、还有20斤熟牛肉。
即便按生牛肉的价格，在今天也要600多元，酒和鸡按100元算，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就体现出来了。而且这一两银子还没花完，店家没找零，因为阮小七欠了不少酒钱。